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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職教大會
            當前位置:職教網 ☉ 資訊 ☉ 國內新聞 ☉ 綜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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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司長 葛道凱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職業教育加強制度標準體系建設,推動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進一步明確了前進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一、為職業教育制度標準體系建設提供了重大機遇。


              四中全會為職業教育制度標準體系建設指明了新的方向。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要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努力實現國家各項工作法制化。這就要求職業教育要把推動各項工作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作為重要目標,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完善制度標準體系并強化實施、嚴格執行,發揮制度標準對事業發展的引領、推動、規范和保障作用,實現科學發展常態化,打造服務升級版。


              二、推進制度標準體系建設是職業教育落實四中全會精神的重大任務。


              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進一步加強制度標準體系建設、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推動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升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是職業教育戰線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中心任務。


              科學立法是前提。要把修訂《職業教育法》作為制度建設的重中之重,著力解決制約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關鍵問題,為依法治教、依法治校提供高質量的法律保障。要把制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辦法》作為重點內容,使企業真正成為職業教育的重要辦學主體,使職業教育成為企業技術升級和產品換代的助推器,實現校企合作育人、產教融合發展。


              政策配套是重點。要抓好配套政策制訂,把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及時上升為政策、制度和標準,力爭在產教融合、職普溝通、中高職銜接、行業企業參與、雙證書制度以及完善就業政策、提升技術技能人才隊伍地位等方面取得突破,切實推進教育和生產過程相銜接,教育和市場評價相結合,教育和勞動制度相配套。


              工作機制是基礎。要落實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要求,勇于負責、敢于擔當,加強教育與政府其他部門、行業組織的協調配合,打出制度標準建設組合拳,合力釋放政策活力。要加強與人大、政協的溝通合作,配合健全人大主導立法工作的體制機制,發揮政協群策群力的作用,確保制度建設的科學性與可行性。要抓好落實是關鍵。要加強普法宣傳,充分運用主流媒體和新興媒體,使職業教育方針政策及時進學校、進企業、進社區,特別要對接行業企業訴求,激發其動力,深化其參與,形成有利于職業教育發展的良好氛圍。


              人才培養是根本。要加強法治教育,上好德育課、思想政治理論課,設立法治知識課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利用學校專業資源拓展法律服務,積極面向社會開展法治教育培訓,增強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識和能力。



            CFP

            張良馴

            諸 平

            王敬波

            于榮學

            游 濤

            楊慶江

            劉翠鴻

            劉云燕

                ■主持人語 

                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要“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問題一直廣受社會關注,今天上網瀏覽,看到青少年違法問題格外刺眼:廣州中學生持刀將同學捅死,小學生被高年級學生用煙頭燙爛雙手,汶川抗震“小英雄”涉嫌詐騙,北大法學院學生會主席因犯盜竊罪被判入獄……我們今天就請各位嘉賓一起談談當前法治教育問題。我們要建設法治社會,應該從何做起,怎樣從小建立起法律、規則、誠信、契約和依法辦事等意識。 

            1.“危險的12歲和13歲” 

                王敬波(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我們去年開展了一次青少年法治素養的普查,做了大約5000份的問卷,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對于法律的認知一直處在搖擺狀態,比如對于“你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嗎”這個問題,小學生、初中生和高中生隨著年齡的遞增法律認知在搖擺,年齡越大的越選擇相信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們還發現,12、13歲這個階段的孩子刑事責任認知程度最低,可謂“危險的12歲和13歲”。 

                青少年法治教育是歷年普法活動的重點。從1985年全國開展普法活動起,就著力于貫徹“提高全民法制觀念和法律教育要從娃娃抓起”,《關于改革各級學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論課教學的通知》決定在小學階段進行以“五講四美”和“五愛”為中心的、包括法律常識在內的社會常識和社會公德教育,2002年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綜治辦、共青團中央聯合發布了《關于加強青少年學生法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見》,強調法律素質是青少年學生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求中學法治教育要著重進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觀念教育,2007年《中小學法治教育指導綱要》對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提出具體目標,明確指出開展“法律進學?!被顒印?014年《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從青少年抓起,在中小學設立法治知識課程?!?/span> 

                張良馴(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規則是法律的基礎,青少年守法是從守規則開始的。規則意識和規則行為能力是社會性發展的基本內容,是青少年的成人之道。對青少年進行規則教育,能夠強化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培養青少年遵守規則的習慣,提高青少年適應社會生活的能力,幫助青少年成長為遵紀守法的公民。 

                目前學校教育在應試教育的導向下,缺乏基本的規則教育。我們做過一項違法犯罪未成年人治理機制研究,共調查了2834名未成年犯管教所服刑人員、410名未成年社區矯正人員、751名專門學校學生和2385名普通中學學生,發現不少學生缺乏起碼的法治意識和法律知識,未成年犯在回答自己犯罪原因時,選擇“不懂法律”的占65%,58.1%的未成年犯“不知道是犯罪,也不知道會受到處罰”,64.7%的未成年犯“不知道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 

            2.成長路上,教育還缺失什么 

                主持人:當前的思想品德課、校園文化等育人載體缺乏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問題多被提及。法治教育的問題出在哪兒? 

                楊慶江(長沙市開福區教育局副局長):汶川地震中“小英雄”淪為大騙子,北大法學院學生會主席因犯盜竊罪被判入獄,這兩個極端的案例,雖然有社會層面和家庭層面的原因,但同時也折射出我們學校思想品德教育、法治教育中所存在的一些問題。一是重應試輕育人的教育目的偏差。社會所流行的精英教育、功利追求,片面以升學率來評價學校的價值取向,扭曲了教育的本質,忽視學生心智的成長和品德的養成,背離了立德樹人的基本要求。二是重認知輕體驗的教育方式偏差。思品課程、法治教育往往注重概念的講授,知識的把握,缺乏學生的主體參與,缺失參與過程的情感體驗,難以產生情感的共鳴,教育方式單一落后。三是重外在表現評價輕價值取向形成的教育效果的偏差。學校對學生道德素養、法治意識評價缺乏科學規范的操作體系,更多依靠教師的外在觀察做出主觀評價,而真正的實效是要將道德認知、法律精神內化為學生的價值取向,價值取向就能夠主導一個人進入社會的行為舉止,終生相隨。 

                王敬波:我們對法治教育的定位不清晰?,F行的法治教育,將法律知識的傳授融合在各級各類學校的學科教學中,這種“零打碎敲”的教育模式不利于法治教育的實際效果。各學校的法治副校長都是兼職的,本身工作繁忙,水平參差不齊,甚至存在走過場現象。而具體的法治教育活動的組織與滲透主要依靠班主任和品德課教師,這些教師大多沒有經過專門的法律知識和素養的訓練。 

                缺乏高質量的分年齡分年級的法治教育教材是當前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一大瓶頸。社會上也有一些類似教材,但是很多是法學學者寫的,沒有考慮學生不同的身心發展特點、可接受能力,在實踐當中效果不是很好,科學性不夠。 

                新加坡的教材非常清楚地、觀念式地開展法治教育,比如在小學一年級就提到“平等”觀念,為什么要排隊?因為人和人是平等的,并且要用規則來確定。我們則把法治和思想品德混同一起,給孩子傳遞的是“完人”教育,例如雖然講孔融讓梨,但沒教給孩子怎么分梨更公平,如果我們給出孩子一個規則,法學上稱之為“正當程序”,即切梨的人最后拿梨,這個就是公平程序,它不要求你壓抑個性必須把大梨讓給別人吃,而是通過規則保證每個人得到平等的對待。所以我覺得科學的法治教育教材應該有鮮明的理念在里面,平等、誠信、規則、意識、自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應該旗幟鮮明地在我們的教材當中有所反映,而不是隱含其中。 

                諸平(中國教育學會副秘書長):當前法治教育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法治講法治;二是從刑法的角度出發,把守規則當做法治教育的全部,只告訴學生不能這,不能那,學生很被動;三是形式陳舊,方法低效。 

                教育是面向未來的事業,今天的教育孕育著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所以,我們常說,百年大計,教育為先。但過去教育界考慮更多的是投入優先、規劃優先,實質上,教育優先更重要的是要求教育工作者有更高遠的目標,更先進的理念,更開闊的視野來把握時代的脈搏和未來公民的基本素養。因此,我們必須把法治教育列入育人的整體系統,站在建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國家和“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的高度,在目標、內容、標準等方面全方位考慮如何培養人。 

                從今天的中國,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民眾參與和監督是建立一個健康的政府、形成一個健康的社會的必要條件。如果把讓學生遵守規則當做法治教育的全部,就像只講知法、懂法、守法但不講用法,是不符合時代需要的。 

                隨著時代變化,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學生的主體意識大大加強,面對變化了的學生群體,學校在教育教學中越來越重視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不尊重兒童,強制他們遵守某些規則,而不讓他們參與制定規則,不讓他們了解這些規則對形成健康社會的意義和作用,不符合教育規律,學生表面服從,心理逆反,起不到作用。 

                面向未來,反觀今天的德育工作,我們感到在法治教育方面,課程沒有提供參與社會公共生活,包括法治的必備知識,校園生活也沒有提供更廣闊的空間與機會,讓學生在參與、體驗公共生活的過程中,了解公共生活的規則,養成遵守公共規則的習慣,形成關注公共生活的意識。因此,我們雖然重視法治教育,而且也開展了很多相關工作,但學生無法將法律、規則內化,形成行為習慣,并進而升華為能夠保持終身的價值取向。 

            3.“養不教,父之過” 

                主持人:中國式過馬路、佛山小悅悅事件、埃及神廟遭刻“到此一游”、旅客在飛機上互毆迫使飛機返航等現象的發生,其根源在于公民教育的缺失。學校之外,誰還應該為此負起責任? 

                游濤(海淀法院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庭長):調研顯示,50%以上的少年犯來自單親、繼親或婚姻動蕩家庭,未成年人犯罪與家庭結構殘缺、家庭監護缺失、教育方式不當密切相關。像那個北大法學院學生在幾歲時父親就去世了,他母親帶著姐姐到外地打工,作為留守兒童,他是在隔代養家庭里完成他的教育的。 

                中國有一句古話叫“七歲看老”,從心理學角度講,一個孩子六七歲時可能就已經形成了基本的社會觀念、人生觀或者價值觀,家庭環境的影響對孩子的人格培養至關重要。一個五六歲的孩子知道不能闖紅燈,因為幼兒園阿姨教他說這樣做不對,但是如果家長帶著孩子去闖紅燈,孩子就認為闖紅燈也沒關系。言教不如身教,很多教育問題就是因為家長沒有把孩子教育好。北大法學院學生犯罪,很具諷刺意味。法治教育不是教授法律知識知道多少,法治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基本規則意識、做人道德意識,要從不拿別人東西開始,從不超速駕駛開始。 

                為人父母,真正知道該怎么教育孩子嗎?很多人教育孩子的方法無外乎從自己父輩那里學來,從周圍人聽說來,從上網搜索來。教育是一門科學,是很細致的、很專業的系統化內容,不同孩子在不同階段有不同教育方法來對應,家長應該去系統學習。很多國家設有家長課程,例如德國在每個學期都給家長開設一兩次課程,每次2到4個小時,讓家長了解自己的孩子到這個年齡階段應該被施以什么樣的教育方法。有些國家甚至把家庭教育課作為高中必修課,讓17、18歲的學生在結婚、傳宗接代之前學習包括怎么養孩子、怎么教育孩子等基礎知識。 

                子不教,父之過。在臺灣,強制性親職教育責任已經成為監護人教養失職的主要法律責任形式。孩子犯了罪,如果父母存在教育問題的話,要接受8到50個小時的培訓,這既是一種懲戒,也是一種教育,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如果家長拒不接受親職教育輔導或者時數不足,法院即罰款并罰到家長參加完培訓為止,如果連續處罰達三次以上,即把家長姓名公布于社會。英國的養育令規定,如果孩子不上學,發現兩次就讓家長上培訓班,接受培訓是一種法律責任。我們目前的法律對于失職監護人多規定“訓誡”“責令嚴加管教”,缺乏剛性和足夠的嚴厲性。 

                張良馴:學校畢竟是有圍墻的教育,只要離開學校,就需要社會教育去彌補。許多成年人不守規矩,心里沒有做人的底線和是非的界限,缺乏基本的敬畏感。不排隊、制假售假等不講規則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講規則、按規則辦事的人,被有的人譏諷為死板和迂腐;而不講規則、不按規則辦事的人卻被有的人稱贊為“會辦事”“會做人”。當下有時流行的不是符合法律、政策、道德等社會正式規則,而是不成文、不公開、非正式的潛規則,不僅損害社會公平和正義,而且也毒害青少年。 

                挪威的小學非常重視對學生進行有針對性的交通規則教育。教育方式多樣,且生動具體。課堂上,老師采用現代多媒體技術直觀地告訴學生不同的交通信號所代表的含義;課堂下,老師把學生調查自己家庭附近有哪些交通標志作為家庭作業,并帶領學生到馬路上實地進行交通標志的識別和講解。學校邀請交警作為兼職老師,給學生講述為什么要遵守交通規則、如何遵守交通規則、如果不遵守交通規則會產生什么嚴重后果。挪威人基本不闖紅燈,司機不會隨意變道,不會擠占人行道,不會在路邊隨意停車,見到有行人過斑馬線就會減速或停車,這都是因為從小受到了良好的交通規則教育。挪威的交通事故率非常低,要歸功于小學的交通規則教育。 

                青少年社會教育中的規則教育,重要的不是講解規則,而是成人社會遵守規則,構建一個以遵守規則為榮、以破壞規則為恥的社會環境。 

                于榮學(中國教育學會中小學德育研究分會常務理事):培育法治精神、法治文化、法治信仰,需要社會齊抓共管,這是一把鑰匙,能夠解開我們遇到的許多困惑。把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法治精神嵌入青少年的頭腦里,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戰略工程,需要整體設計,綜合運籌,全社會齊抓共管,我覺得應該學習北京APEC會議的經驗,推遠且及近,登高且務實。APEC會議期間北京社會違法犯罪率下降77%,以懷柔為例,各個單位都負起責任,每一家都選出代表擔負本村的安全警衛責任,犯罪案件還會發生嗎?APEC會議如此,法治教育也是如此。 

                多年來大中小學在法治教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像法制內容進課程、進教材、進課堂,也開展了豐富的法治教育活動,比如說法治宣傳日、知識競賽、聘任法治副校長、設立模擬法庭,舉辦法規展覽,拍宣傳片……為什么有些法治意識、法治觀念沒有進入青少年頭腦呢?原因在于缺少全社會共同參與進而形成法治文化氛圍,法治文化氛圍是醞釀法治精神、滋生法治信仰的土壤、母體,這個問題不解決,做得再多也是事倍功半。 

                那位北大法學院學生,知道法律的條款,懂一些法律的理論,但這只是法治的軀干和骨骼,他的頭腦中沒有法治的靈魂,沒有法治的精神。如何鑄造法治信仰?應該從戰略高度,從系統工程角度進行頂層設計,制定國家法治教育的長期規劃和行政計劃,與德育融合,與核心價值觀教育融合。國家有關部門應該聯動構建藍圖,教育、司法、公安、宣傳等各部門共同參與,齊抓共管。應該明確協調單位、牽頭單位,參加單位確定責任,學習APEC會議經驗,制定路線圖,落實時間點,沒有這些措施和行動,印發再多的文件效果還是不太如意。 

                北京社會大講堂建設了200多個德育基地,完全可以結合起來,把它們變成法治教育基地。尤其要在公安司法等部門的配合下,到司法公安的場所去參觀學習,我們曾經請監獄17歲服刑高中生給學生現場說法,他痛哭流涕表達懺悔心情,聽講的學生心靈受到沖擊與震撼,教育效果非常好。 

            4.規則:校園必修課 

                主持人:公民教育是國家發展、學生成長的需要。法治教育如何落到實處,將概念變為學生的意識和自覺?培育和滋養青少年的法治精神、法治素養,需要我們補齊什么? 

                楊慶江:我區推進中小學公民教育,注重培養學生的理性與規則意識,將學生作為主體參與到學校的校園公共生活中來,創設“像公民一樣生活”的教育環境,讓學生明白自由與規則、權利與義務的關系,運用自己的智慧,在能動的活動與實踐中走向自律,實現自我的自由。這正是“強化規則意識,倡導契約精神,弘揚公序良俗”,把制定規則的過程變成準公共生活的過程。在德育方式方面,注重社會熱點問題與課堂教學的結合,不把公民課、品德課、法治課等上成說教課,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比如針對橘子洲頭放焰火一事,育德小學學生結合對污染情況的實地檢測,召開煙花燃放問題研究模擬聽證會,發出了學生的聲音,通過媒體報道,產生了一定的社會影響,最終有關方面根據實際對焰火燃放的時間做出了調整。這種主體參與、理性思維、規則意識的培養是構建法治社會的基礎性工程。 

                劉云燕(長沙市育德小學校長):一個學校,必須營造良好的學校公共生活,讓學生通過民主生活、民主參與來實踐公民資格,從而讓他們形成良好的公民素養。良好的學校公共生活,應該人人懂規則,講秩序,有理性,有擔當。一個學校應該讓規則、法治教育成為校園的公共生活。這樣,學校必須做三方面的事情:一是要基于學生認同建立規則,二是要通過多種途徑讓其知曉規則,三是引導他們遵守規則。 

                看看當今我們的《小學生守則》和《小學生日常行為規范》這兩個規則的內容,涉及學生要遵守的升旗、學習、紀律、禮儀、誠信、衛生、交通、公共場所、健康生活等多方面的規則,雖然如此,但是對于孩子在學校的公共生活來講,卻還有很多沒有涉及。我覺得,學校應該根據實際建立起許多規則,如集會的規則,課間活動的規則等,尤其是要建立理性對話的規則。 

                為了讓孩子們知曉規則,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進行??鬃映珜У摹芭d于詩,立于禮,成于詩”,都是不可或缺的教育手段。我們學校編印了《育德小學校園公共生活規則三字經》,孩子們將各種規則朗朗上口,記在心里,并落實在行動上。學校還建立了《小公民成長記錄卡》,設立雅禮章、雅行章、雅讀章、雅藝章和特別獎章,跟蹤記錄學生成長的全過程,進一步增強他們的規則意識。 

                劉翠鴻(長沙市開福區教科中心理論教研員):教育先賢陶行知曾說過:今日的學生,就是將來的公民。將來所需要的公民,即今天所應當養成的學生。 

                我們提煉了六個關鍵詞作為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標,即:民主、規則、責任、愛心、尊重、權利。其中“規則”部分我們重點選取了規則制定、禮儀規范、公共秩序、法律法規四個維度,引導學生懂得遵守規則是公民基本的素質要求,讓學生知曉一些基本的法律法規知識與公共秩序常識,知道人的生活是離不開規則的,無論與己、與人、與社會、與環境都是有規則可循的。 

                實際上,在目前我國新課程標準下的教材當中,關于法治、規則方面的教育內容是融合在品德與生活(社會)、思想品德(政治)、歷史等課程及其他國家課程當中的。如小學六年級“百分數的應用”中有“納稅問題”,學生不僅學習稅率的計算,同時也懂得“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依法納稅,誠信做人”的道理。除此以外,我們還開發了法治教育方面的校本課程,開發了一系列微課程視頻資源,以提高法治教育的針對性與趣味性,比如拍攝《校車乘坐ABC》,告訴孩子們規則帶來平安,制作《我們的保護法》,引導學生學法、守法、用法。有的學校還通過建立學生社團,由學生自己招募社員,自主制定社團章程,學生在學習中學會了自主選擇、自主管理、民主決策,增強了規則意識,獲得了初步的公民素養與技能訓練。

                王敬波:培養青少年社會主義法治理念與道德教育既應相互結合,也應適度分離。從規范作用的范圍來看,法律與道德對人們行為有著不同層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規定最起碼的行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決人們精神生活和社會行為中更高層次的問題。將法治教育置于道德教育之中的做法,看到了法律與道德的聯系,但是忽視了法律與道德的區別,實踐中容易造成青少年混淆法律規范與道德標準,將違法的事情只是看作違反道德。 

                本版攝影:李平沙


              自從2014年2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要“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以來,教育部加緊對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部署。目前,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已進入關鍵和實質性階段。轉型是一個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作為轉型的行為主體,高等院校必須在認識上清醒,方向上明確,以實現行動上的自覺。為此,認識和把握轉型的過程與目標、轉型與守型以及轉型與被轉型三個方面的關系,對實現這一戰略性調整意義重大。

              轉型是一個過程——過程與目標

              新建本科院校從升本以來所做的工作,實質就是一個主題——轉型:??葡虮究妻D型,單一學科向多學科轉型。圍繞轉型,在辦學定位、學科與專業、培育理念與模式、課程體系、實踐教學、產學研結合以及考核評價體系等方面,做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共性認識,也基本找到了建設應用型本科大學的基本構架。

              國務院明確提出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建設應用技術型大學的目標,應該說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應然,也是新建本科院校發展的必然。轉型,就再一次成為發展的主題。地方本科院校所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有不斷完善本科教育和向應用技術型大學邁進的雙重任務。

              轉型也變成兩個目標和兩個過程的雙重疊加,第一是建立合格的本科院校及其過程,第二是建立應用技術型大學及其過程。盡管有人把第一個目標和過程叫做地方本科院校的第一次轉型,把第二個目標和過程叫做地方本科院校的第二次轉型。但對各高校而言,不管這兩次轉型是怎樣前后相繼或直接重復,建設應用技術型大學的要求,使這兩次轉型已經融為一體,地方性院校的基本任務就是如何建立本科層次上的應用技術型大學。這是轉型目標與過程的統一。

              從目標角度而言,關鍵是要明晰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內涵,如“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地方高校轉型發展研究中心2013年11月發布的《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實踐與政策研究報告》指出的,“應用技術大學重在培養應用技術型人才,服務地方經濟發展,以學習者職業發展為核心,接受社會評價。”同時,要把應用技術型大學的內涵具體化為每一所高校轉型發展的目標,還需要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深化和具體化。

              轉型是一個完善的過程——轉型與守型

              地方本科院校大多由??茖W校升格而來,從升本之始就圍繞建立合格的本科院校的目標轉型,同時也無不探索發展壯大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內涵。在目前國家提出向應用技術型大學轉型的時期,地方本科院校所要審思的基本問題是,經過多年的轉型發展,哪些要素和辦學機制符合、有利于建立應用技術型大學,哪些不符合、不利于。符合、有利的,就要肯定下來,這叫守型;不符合、不利的,就要改革,這叫轉型。

              有肯定,有改革,有守型,有轉型,才能保證學校發展的連續性,才能保證在學校原有的基礎上順利實現轉型。所以,地方本科院校一定要結合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形勢和自身實際,審時度勢,自我剖析,務必弄清楚經過多年的發展,到底成了哪些“型”,哪些還不成“型”,到底需要轉哪些“型”,守哪些“型”,應該怎樣轉,怎樣守。只有每所高校弄清“守”與“轉”的對象和目標,才能理清思路,前后相繼,有的放矢,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推動學校轉型發展。

              比如,面臨新一輪地方本科院校轉型發展的大潮,隴東學院審視和分析升本以來的辦學經驗,在轉型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六個堅持、六個突破的轉型思路,即,應用型的辦學思路要堅持;師范教育培養優勢要堅持;業已成型的學科專業結構要堅持;本科標準加職業能力的培育模式要堅持;服務地方的辦學宗旨要堅持;系統的教學管理與過程控制要堅持。滿足應用技術型方向的培養方案設計要突破;校地企深度合作的辦學機制要突破;就業導向的培養過程要突破;學生職業技能的綜合培養要突破;實習實踐與就業貫通的基地建設要突破;適應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師資隊伍建設要突破;能源化工為主導的工科專業特色要突破。明確轉與守,系統轉型,全面提升。

              轉型是一個自主的過程——轉型與被轉型

              目前,社會各界和政府對地方本科院校的轉型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和訴求,而高校自身多有觀望徘徊,這是很不正常的。轉型根本上是由內而外的自主的過程,舍此,那是被轉型,結果將是悲劇性的。

              地方院校必須主動順應時代潮流,做內部自我積極主動的改革與發展。實踐證明,凡是積極主動率先轉型的高校,都積累了一定經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如合肥學院積極引進“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模式”、臨沂大學建設“區域性品牌大學”等,他們已經成為地方本科高校轉型發展的弄潮兒。

              因此,轉型必須是地方本科院校自身對轉型的形勢要求、歷史意義、思路設計有認識上的自覺。全面審視學校的內外現實,科學設計學校轉型發展的藍圖,仔細探求學校轉型發展的路徑,主動轉型,積極轉型,自我轉型。在轉型中理清思路,科學定位,加快發展。當然,充分借助目前來自政府和社會對高校轉型的要求與期盼,細化頂層設計,推動政府創新政策法規,推動行業企業積極主動地參與高校的轉型發展,為自己轉型發展創造優良的外部環境和條件,也是十分重要的。

             ?。ㄗ髡呦蹈拭C省隴東學院副院長)


                “好用”、“易上手”或“上手快”原本是對物件的評價,這類物件的一個特點,就是比較簡單,因為簡單,容易掌握,故得到“好用”的評價。后來,“好用”也變成了企業家對自己員工的評價。近年來,由于企業家對高校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好用”、“上手快”又變成了企業家對高校畢業生即求職者的要求,認為高校就應該培養讓企業感到“好用”、“上手快”的人才。許多高校的領導,為滿足企業家以方便學生就業,也對自己的學生提出這樣的要求。這樣,“好用”就變成了高校的教育目標。

                企業家要求入職的員工“好用”,這是可以理解的。對許多企業來說,員工是自己的工具,是為自己創造價值的工具。故提出“好用”的要求,也很自然。許多的企業家只想當前的盈利,不考慮員工的未來,這也不算什么問題。因為他們自己的企業將來怎么樣,都很難預料。企業家可以這樣要求自己的員工,但學校就不同了。學校不能這樣培養自己的學生。一個原因是,學校要培養的是人,而不是制造工具。人固然需要有一個職業,但職業并不是人的一切。另一點也同樣重要,這就是,具體的一種職業技術,其“用”的時間多是很短的。而一個人的一生,多數也并非只從事一個職業。有研究者指出:據統計,在發達的工業化國家,在1950年至1966年的16年時間里,由于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和廣泛運用,已有的八千多個技術工種消失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六千多個新的技術工種。而美國勞工部一項研究預測,現在20歲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時間內,職業的變換和工作的變換將會達到6~7次之多。這些情況表明,一個人一輩子固定在一種職業或一個工作崗位上的時代即將消失。

                自然,這是美國的情況,但中國將來也會是一樣,馬克思早就說過:“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所展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圖景”。這就是說,教育家與企業家應有不同,不僅要為畢業生的當下負責,同時也要對自己學生的未來負責。不能僅僅滿足于培養讓企業家感到“好用”的工具,還要為學生的未來負責,其中很重要的,就是不僅要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還要培養學生的非專業的能力。培養學生的觀察力、感受力、想象力與判斷力,為此,學校教育就不能只重視技術的教育,還要讓學生學點文學與藝術,學點歷史、哲學。使自己的學生能夠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從一種職業轉移到另一種職業,而不感到有太大的困難。

                十多年前直至今日,中國國企和社會生活中發生一件重大的事情,就是許多國企的員工“下崗”,這造成了許多家庭的痛苦。這件事情的發生以及給許多家庭帶來的痛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不能不承認的原因,就是五十年代的工人,正是那個年代的簡單、“好用”的人,是那個年代的社會生產大機器上的一個個的“螺釘釘”,只能是跟著大機器轉動。而這大機器若是報廢了,這個螺絲釘也就失去了作用。當時,是政府操作了這一過程,而現在則是企業家試圖掌控這一過程,企業家也是對學校教育提出急功近利的主張,讓學校滿足自己的要求,只是提供自己感到“好用”的工具或物件。若學校教育真的按照這種方式來做,說不定,又為社會培養了20年或30年之后的下崗工人。

                (唐曉敏:文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教授,現為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應用語言系教授。)



                訪談嘉賓:秦惠民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王敬波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首次以全會的形式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了關于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觀點、新舉措。

              這對于當前深化教育領域的綜合改革、推進教育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意義?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工作存在哪些難點?日前,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秦惠民,以及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副院長、教育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敬波,對依法治教中的核心問題進行了六個追問,從宏觀到微觀來透析這一話題。

              法治是現代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是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

              法治對推進教育改革與發展意義何在?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對于當前的教育改革發展,特別是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何意義?

              秦惠民:法治是現代治理體系的本質特征,法治是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國家教育行政機關必須依法治教,實現教育工作的法治化,主要是指國家教育行政機關權力的行使必須依據憲法和法律的授權進行,依法推進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實現憲法和法律所設定的教育發展和改革目標;要堅持依法行政,行政決策和管理措施都要于法有據,摒棄和改變以往那種“黑頭不如紅頭,紅頭不如筆頭,筆頭不如口頭”的非法治思維和非法治方式,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實現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王敬波:教育是重要的民生事務,當前我國的教育改革正進入深水區。比如,人口流動帶來教育格局變化、留守兒童教育權利亟待保障、高考制度改革等牽涉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要平衡這些利益,就必須更好地發揮法治在教育改革中的引導和規范作用。因此,法治對于教育改革發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深化教育改革需要法治保障?!稕Q定》要求實現立法和改革決策相銜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據,立法主動適應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教育改革關系千家萬戶,必須要把握好改革和法治之間的關系,重大改革需要于法有據。

              其次,促進基本教育公共服務體系建設,政府需要依法全面履行教育職責。教育管理體制改革必然要求教育行政部門要改變依賴行政命令的管理手段,拓展行政指導、第三方評估等多種方式的綜合運用。當然,不同的管理方式都要求法律依據,須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

              再其次,建立現代學校制度,需要法治引航。建設現代學校制度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教育體系的組成部分。進一步明確政府、學校、家長、學生等不同主體在教育法律關系中的權力或權利、職責或義務,則是建立現代學校制度的前提和基礎,也是教育治理現代化的法律基礎。這些都需要通過法治來保駕護航。

              完善教育法制體系還需做什么?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法制體系不斷完善。但是,在教育領域改革不斷深化、民眾法治意識日益提高的當下,教育法律法規過于籠統、略顯滯后,基層實踐無法可依等問題依然較為突出,教育法律法規的需求與供給之間存在較大缺口。在完善教育法制體系方面,您認為目前較為緊迫的或者說是需要大力推進的工作有哪些?

              秦惠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教育法律制度從無到有,已初步形成教育法律體系。但從整體上看,教育法制建設還不能完全適應國家整體法治推進和教育改革發展的步伐和需要,不僅從完備教育法律體系的角度看還需要增加教育法律的數量,制定一些新法,而且,從提高教育法律質量的角度,也需要對已有的一些教育法律進行必要的修訂,以提高教育法律的科學性、適應性、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從而提高教育法律的可訴性。

              立法方面較為緊迫的情況,是新的教育立法和已有教育法律的修訂都進展緩慢,難以滿足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基本要求,完成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六修五立”任務,還需要做出艱苦努力,還有很多復雜的工作要做。此外,教育立法工作中應特別注意和重視四中全會《決定》中提到的“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問題,不能因部門利益影響和制約法制建設,需要大力推進教育立法工作和已有法律的有效實施。

              王敬波:對于這個問題,《決定》已經明確提出,依法加強和規范公共服務,完善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食品安全、扶貧、慈善、社會救助和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合法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目前需要大力推進的工作,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教育領域仍然存在法律空白,需要完善?,F行的教育領域法律法規體系是按照教育層次設置的,缺少按照組織機構進行的立法,例如《學校法》。學校是國家教育權的具體履行者,其權力或者權利、職責或者義務分散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中,相互不協調。還有,國家考試關系教育公平,也是社會矛盾多發領域,需要制定一部統一的《考試法》,以充分保障考試公平。

              其次,需要提升教育規章層級,《決定》要求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做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目前,高校招生、管理等行為所調整的是教育資源配置、受教育權等重要權益,但是,其基本依據都是教育行政機關的規章或者規范性文件,層級過低。

              此外,從傳統上看,教育系統比較重視事前管理,如行政許可,但是對事中監管和事后懲處等重視不足,行政處罰、行政強制等執法手段應用較少。行政機關是實施法律法規的重要主體,要帶頭嚴格執法,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教育行政機關需要轉變觀念,強化行政執法,加強教育執法制度和隊伍建設,維護教育秩序,樹立教育法律權威。

              如何厘清政府與學校的權限?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作為教育法治建設的重要環節,在推進依法治教進程中,您認為應該如何劃分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與學校的權限,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領域在哪里?

              秦惠民:推行法治,就是要把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對于權力行使,法無授權即禁止。在學校與教育行政部門的關系中,學校是權利的主體和行政相對方。因此,為了有效和最大限度地保障學校的自主辦學權利和約束政府權力的行使,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必須依法履行職能,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推行政府權力清單制度,不得法外設定權力。在推進依法治教和“簡政放權”進程中,義務教育學校和高等學校因教育性質、法律地位和政府責任的差異應依法區別對待。高等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領域應是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所規定的高等學校自主辦學權。過去的主要問題,是政府對高校在教育法上的辦學權利,例如學科、教學、人才培養的過程和方式等管得太多。對高等學校的辦學權利少管或不管,應成為高等教育治理“簡政放權”的重點。

              王敬波:教育改革的重點是現代學校制度建設,而改革教育管理方式則是前提。傳統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方式已經不適應現代教育發展需要,需要進一步轉變觀念,由行政管理轉變為共同治理,綜合運用行政監管、行政指導、行政協議、第三方評估等多種方式。各個學校的發展目標應該由學校在經過科學、民主論證后確定,減少行政干預,發揮學校特色,避免千校一面。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應賦予學校在教育、教學、科研等事務上更多的自主權利。此外,學校還應當在財政經費使用上享有更多自主權,以提高經費使用效益,政府則通過績效考核決定財政經費投入。

              推進教育領域公開公平公正難點何在?

              記者:公開透明是法治的固有內涵之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也提出,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堅持以公開為常態、不公開為例外原則,推進決策公開、執行公開、管理公開、服務公開、結果公開。在招生、經費使用等教育信息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焦點的背景下,在教育領域全面貫徹公開透明原則的意義和難點何在?

              秦惠民:公開、公平、公正是相互聯系的,很多情況下,公開是公平和公正的前提和基礎。在教育領域貫徹公開原則,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對于保障和維護與之利益相關者的合法權益以及公民的知情權,推進和維護教育領域的公平和公正,十分重要。很多國家教育行政機關的報表數據、統計資料和大學的基本信息,在網上都是可以查到的。但是,我國目前在這方面還有欠缺,這既不利于社會公眾實現知情權和履行監督權,也給研究者帶來了資料和數據獲取的困難。就目前而言,這些信息不能公開的原因和難點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應該都是可以解決的。

              王敬波:教育屬于社會公益事業,也是《決定》提出需要重點推進信息公開的領域,尤其是高校信息公開,更是重中之重?,F代大學制度的基本特征是大學自治、民主管理、社會參與。高校信息公開是厘清政府和高校的關系、實現大學民主治理、鼓勵社會參與高等教育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國大學走向國際化的表征之一?!墩畔⒐_條例》和《高校信息公開辦法》雖然為高校信息公開提供了法律依據,但是高校信息公開的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應當進一步明晰高校信息公開的法理基礎,界定高校信息的屬性、高校信息公開的原則、高校信息公開的范圍,這些不僅有助于全面推進高校信息公開,而且可以從學術自由、大學內部治理、大學與政府社會的關系等維度闡釋高校信息公開與現代大學制度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讓陽光照進象牙塔,實現依法治校,是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一把鑰匙。邁向國際化的中國大學必然是走在陽光下的。

              如何通過章程建設推進依法辦學?

              記者:2012年,教育部出臺了《全面推進依法治校實施綱要》,其中提到要加強章程建設,健全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您對章程在學校依法辦學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發揮這些作用有何看法?

              秦惠民:高等學校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其設立與運行都必須遵循法治原則,符合憲法和法律的規定。大學依據法律的規定制定章程,健全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的制度體系,通過制定和實施章程實現依法治校,符合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但章程在學校依法辦學中的作用以及如何充分地發揮這些作用,關鍵是要看章程的制定過程和章程實際內容的有用程度。

              首先,制定章程是一個在高等學校踐行民主與法治的過程,在章程制定過程中,應充分發揚民主,使章程的制定成為高等學校中的一次重要的民主實踐。

              寫在章程上的權利,不應僅僅是起草小組和個別專家參與的產物,它們應該是大學的各利益相關主體權利主張和利益博弈的結果。民主與法治要求各相關主體利益的充分表達、平等博弈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平衡。

              其次,通過章程來規范和約束權力是大學章程所要實現的重要價值之一。因此,衡量大學章程是否體現法治原則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看章程是否能夠規范和約束權力,是否能夠實現對權力的優化配置和有效約束。倘若權力的行使者對章程的內容不以為然,章程對權力的行使并不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那么,章程制定的實際意義勢必大打折扣,流于形式,甚至成為“無用之物”。

              再其次,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應是高等學校章程建設核心性的重要任務。大學的學院在大學的治理中應處于什么樣的地位和發揮何種作用?大學和學院的權力責任應如何劃分?學院與大學校部機關的職能機構是何種關系?這些應成為大學章程的核心內容。

              最后,章程也是政府對高等學校整體辦學實施管理和進行評價的重要依據,同時還應適應法治社會司法審查的需要,成為司法在裁判學校糾紛時重要的參照性依據。

              王敬波:《決定》提出,發揮市民公約、鄉規民約、行業規章、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在社會治理中的積極作用。學校章程在校內規則體系中處于龍頭地位,也是學校內部治理的“憲法”,是學校自主辦學、民主治理的根本法。作為學校內部管理的主要規則,學校規章制度體系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校內規則和國家法律之間存在沖突或者違背法律基本原則,需要進行調整,例如,有的學校每年在評聘職稱前修改文件,違背“法不溯及既往”的規則;二是校內規則政出多門,校規之間相互沖突,沒有及時清理,相互之間交叉、打架,師生無所適從,造成校內管理混亂。學校應建立“統一登記、統一編號、統一發布”機制,定期清理校規,及時進行廢、改、立。在學校網站建立校規發布平臺或者欄目,未經公開的校規,不得作為學校做決定的依據。

              法治教育如何納入課程體系?

              記者: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要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把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和精神文明創建內容。一些地方和學校也已經開始探索把法治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對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議?

              秦惠民:法治精神、法治觀念是法治被擁護和信仰的道德基石,強烈而深厚的法治意識是良好法律制度得以實施的內在動力、精神要素和文化基礎。法治尊嚴和良好的法治秩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的守法意識、護法精神、法治文化素養以及對于法律程序價值的理解和尊重。違法羞恥感是社會道德評價的反映,它體現了法治與道德的互動,體現了良好守法風氣對道德評價的積極影響和作用。青年學生內心缺少對于法制規則的應有敬畏,僅靠道德誠信教育所形成的軟性約束是不夠的。法治教育,不僅可以讓青年學生知法懂法,樹立法治理念和法律意識,還可以使他們能夠長期浸潤在崇尚法治的文化氛圍里,培養并形成自覺、理性的遵紀守法和護法精神,以及對于法治的堅定信念。在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的過程中,把法治教育納入高校、中小學教學計劃,使法治教育課程成為德育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內容,我認為很有必要。

              王敬波:青少年法治教育一直是歷年普法活動的重點。經過多年的普法活動,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政策體系初步形成,開辟了學科教學、專題教育、課外活動、個別輔導、家校結合等多種形式的法制教育途徑。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也存在不少問題,比如,對法治教育的認識不足,法治教育的目標不明確,現行的法治教育更多停留在法律知識的傳播上,忽視對青少年法治意識和信仰的養成教育;定位不清晰,法治教育與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之間的關系沒有厘清;法治教育隊伍缺乏規范化管理,專業師資缺乏;缺乏分年齡分年級的法制教育教材,教學方式僵化死板;缺乏科學有效的評估機制,評估過程簡單化、評估標準籠統,評估的導向、激勵的功能沒有得到有效發揮等。

              因此,把法治教育納入教學計劃,對于提升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具體來說,可以嘗試從以下幾個方面切入:

              第一,以青少年法治教育為核心,整合思想品德教育、安全教育、反腐敗教育、禁毒教育等教學內容,建立公民教育課程體系。第二,以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核心,加強和提高中小學法治教育的科學性和系統性。要“以過程為導向”,基本目標不在于要求學生形成知識,而是幫助學生通過對法律規則的理解和領悟來改造自己的價值觀,成為具有法治理念的有責任的公民。新時期青少年的法治教育,不僅要注重權利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均衡,也要注重刑事法律、行政法律、民商法律的均衡,使青少年的法治教育系統而全面。第三,注重發揮不同教育主體的功能,形成法治教育的社會系統。青少年法治教育體系,同依法治國方略一樣,也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應全面整合社會資源,除公檢法司等機關外,還應充分調動包括法學院校教師、法學專業學生、社區工作者、律師協會等社會資源和各方力量,投入到青少年法治教育中。

            部分現行教育法律法規

              母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基本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

              單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

              行政法規

              《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普通高等學校設置暫行條例》

              《掃除文盲工作條例》

              《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暫行條例》

              《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

              《幼兒園管理條例》

              《教師資格條例》

              《學校體育工作條例》

              《學校衛生工作條例》

              《殘疾人教育條例》

              《教學成果獎勵條例》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

              《教育督導條例》


             由花旗集團基金會出資支持、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和百年職校共同主辦的首屆“百年職教工作坊”在北京舉行。

            “百年職教工作坊”分別就人生技能教學、職業技能教學、實習教學和網絡教學進行示范課演示及討論交流,13名有著豐富教學經驗的老師現場授課,分享并討論國內外職業教育的創新實踐。

            百年職校理事長姚莉表示,百年職校在各界資助者的支持下已經為累計超過4000名貧困年輕人提供了優質的教育與就業機會,為貧困年輕人在社會中立足、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這種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得到各界的認可。 

              中國教育新聞網訊 (記者 周仕敏)11月22日,由全國高職高專教育土建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工程管理類專業分委員會主辦的2014年全國高職院?!八咕S爾杯”工程造價基本技能大賽在南寧舉行。

              該比賽包括工程造價創新思思維、手工計算工程量、軟件計算工程量三項內容。來自全國20多個地區的63支代表隊展示了運用工程造價理論知識和方法解決工程量計算實際問題的能力,展現了組織管理、團隊協作、現場問題的分析與處理、工作效率、質量與成本控制、安全及文明生產等職業素養。經過一天的激烈角逐,一批知識扎實、技能精湛、學有所長的技術能手脫穎而出,展現出中高職院校學生昂揚的精神風貌和精湛的技藝水平。

              據介紹,該次大賽采用自動化系統,從題庫的建設到自動出題組卷、自動分發、自動判斷對錯、自動排名都實現了自動化,實時現場展示學生比賽情況,充分體現了技能競賽的公平、公正、公開,提高了學生參與的積極性和參與度。


             

            “學籍互轉、學分互認”,普職融通為孩子們的發展提供了多一種機會。資料圖片

              在很多人看來,普通高中是升學教育,職業學校是就業教育。二者長久以來涇渭分明。普職的割裂,已經嚴重影響到高中階段教育的健康發展。

              我們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教育局主動出擊,打破了普職之間的藩籬,建起了雙向流通的立交橋。他們是如何推進這場改革的?請看兩地教育局局長的對話。

              嘉賓:江蘇省南京市教育局局長 吳曉茅 河北省石家莊市教育局局長 閆純鍇

              本報記者:繆志聰 周洪松

              教育要創造人人圓夢的機會

              記者:在人們的印象中,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就像兩條平行線,沒有交集。是什么觸動了您開始推動普職融通改革的?

              閆純鍇: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促進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具體到每個人,他應該可以根據自身的不同情況,選擇適合自身成長成才的模式。我們需要給學生創造條件,為他們提供適合其發展的教育,努力構建多樣化的通道。

              現在社會上存在著一個讓我們教育工作者感到尷尬的情況:一方面,很多高校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畢業即待業”;另一方面,企事業單位用人存在很大缺口,真正擁有實踐能力的應用型人才供不應求。

              我有一次到趙縣調研,一位家長跟我訴苦:當年孩子學習成績一般,可以上普通高中也可以接受職業教育。因為種種原因,他選擇讓孩子上了普高,后來考上了一所本科院校。結果問題來了,先是孩子三年高中學得辛苦,畢業后又有很長一段時間找不著工作,看著當年上職校的同伴紛紛被企業選用,家長和孩子都很失落。

              吳曉茅:我對這個問題有同樣的感受。作為局長,學校在向我匯報辦學情況時,總會提到本科達線率。但面對這個數據我高興不起來,因為它意味著還有一定比例的學生在陪讀。對這部分孩子而言,他們難以跟上平均的教學節奏,上課不是在體驗人生的成長樂趣,而是在不斷體驗挫折。

              教育要創造這樣一個機會,讓人人有夢想,人人能有圓自己夢的途徑,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實現自己的“中國夢”,而不是人為地設置屏障阻礙學生的發展。

              借著國家進行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時機,江蘇著力推動普通高中多樣化建設。我們主動請纓,向省里提出試點推進普職融通,為我們的孩子架設一座成長立交橋。2011年8月,南京出臺《南京市推進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化建設實施意見》和《關于啟動普通高中多樣化特色化建設工程的通知》,正式啟動普職融通試點改革。

              閆純鍇:從2010年起,石家莊也開始了“普職融通共促發展”的嘗試。我們通過政策和機制,整合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學校的資源,實現普職學校的攜手合作、資源共享和人才共育。經過幾年探索,我們于近期正式出臺了《石家莊市普通高中教育與中等職業教育融合貫通試點工作方案》,計劃在已有基礎上利用3年時間,在全市首批13所7組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學校深入開展試點工作。

              改革就是要突破原有的規矩

              記者:普職融通是一個概念,要想在區域落地,還需要具體的設計。您是如何推動這場改革的?

              閆純鍇:在實施普職融通的過程中,我們重點從普職融通的課程建設、學生互轉互通、學校資源共享和探索高中階段普職融通辦學模式四個方面開展工作。

              我們鼓勵普通高中學生轉入職業學校。普高學生可在一年半內,申請到中等職業學校就讀。中職學生也可以在一年級第二學期后申請到普通高中對應的年級。

              我們鼓勵有條件的中等職業學校實行學分制,并通過共享課程資源、教師資源和教育設施等形式開展普職融通。試點普通高中要開設職業學校技能類課程,試點中職學校要加強課程研究,試點校之間允許學生互相選修課程。

              吳曉茅:我們的設計中有一個特點,實現了學生雙證書畢業。南京市高淳湖濱高級中學與高淳中等專業學校是試點校。湖濱高級中學46名學生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選擇進入高淳中等專業學校學習。這兩所學校緊挨在一起,領導班子也可以充分溝通。

              按照常規,學生如果到普職融通班學習,就要放棄普通高中生的身份,拿職業學校的畢業證書。我們提出,這部分孩子轉入職業學校之后,如果完成了普通高中教育要求的學時學分,達到畢業要求就應該同時獲得普高的畢業證書。當時有人有顧慮,認為給一個學生發兩個證書,沒有先例,也沒有這個規矩。但我們堅持了自己的做法。

              什么叫改革?就是把現有的束縛我們發展的體制加以變革。如果老規矩一點都不動,那不叫改革。多給孩子一張畢業證書,就能讓孩子多一片天空。

              破解難題帶來蝴蝶效應

              記者:現在看來,普職融通解決了哪些問題?效果如何?

              閆純鍇:我認為,第一是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分層教學”,實現了高中培養目標多樣化;二是探索實踐普職融通辦學模式,立足普高教育,通過課程解構與重構,實現了普高教育與中職教育的大融合;三是深入挖掘學生個性潛能,發展學生特長,為學生提供可選擇的升學預備教育和就業預備教育,滿足不同潛質的學生成長成才的需要,讓每一位學生都能各盡其能、各有前程。

              兩種學校的資源實現了共享,為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架起了一座相互連通的立交橋。這項改革使孩子們在普通教育的獨木橋之外,多了一個更適合自身發展的選擇。讓每個學生都有收獲,對成才充滿希望。家長也認為孩子有了多重保險,既學習了普高課程,又掌握了一技之長,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家庭沉重的經濟和精神負擔。

              改革還促進了學校師資隊伍建設和學校管理,為教師的成長搭建了一個平臺,使其在現有專業基礎上不斷深挖和拓展自身專長;為學校管理帶來新的挑戰與契機,讓各學校在教學管理上初步形成了一套有效的管理模式,拓寬了學校辦學的路子。

              吳曉茅:通過普職融通,試點班學生的基礎學科在普通高中學習,技能操作和訓練則到職業學校去完成。到了高三畢業時,這個試點班約有72%的孩子達到了本科線。

              看到成績單,我當時很平靜。應該說,這個成績是我預料中的。最打動我的不是72%的本科達線率,而是孩子們的變化。老師們發現學生變得有笑容了,有自信了,有追求了。如果說普職融通改革開始顯現成效的話,效果就是體現在這些孩子的變化上,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

              雙向融通是一個系統變革

              記者:改革不可能是孤立的。普職初步融通之后,還要跟進哪些改革?目前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吳曉茅:這個過程確實還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首先,職業教育不應是斷頭教育。我們充分利用了南京高等教育的天然優勢,從去年開始試點中等職業教育與公辦本科院校的“3+4”教育模式,讓職業學校的學生可以通過一定的考核,不經過高考就升入本科院校。在這個過程中,高校是直接介入職業學校的課程設置、專業設置以及學生學習評價的。

              其次,我也一直強調,普職融通不是把高考無望的普通高中學生推向對口單招,也不是到職業教育資源中挖一杯羹,而是打破普職身份界限,融匯課程體系,融通育人模式。尤其是在課程設置方面,要滲透職業教育元素。

              今后,普職融通應該從“人的流動”進而走向“課程的流動”,特別是“課程的融通”。這還需要我們進行科學的設置與探索。但總的要求是:內容宜簡不宜繁、宜通俗不宜專業,口徑宜小不宜大。既有學習興趣方面的,也要有學科知識方面的,還要有能夠利用職校實訓設備開展的小發明、小創造,讓我們的課程活起來。

              閆純鍇:普職融通項目剛剛起步,困難還不少。例如,片面追求升學率的思想根深蒂固,讓所有家長、學生形成正確的成才意識還任重道遠。學生學籍互轉、學分互認等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研究科學的配套改革措施。

              對于學校而言,如何在原有基礎上合理調整課程設置也是個難題,同時,新的普職融通體制也給學校教育教學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但只要是有利于學生的發展,只要是有利于學校的發展,我們就要堅持走下去,我們會根據不斷涌現出的問題進行相關性政策的修改和解決方案的探討,在實踐中摸索前進。

              實踐者最可貴

              普職融通、產教融合是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基礎,也是國家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但長期以來,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好像兩條并行不悖的鐵軌,無法交集。學生要么讀普通高中考大學,要么入職業學校學技術技能。這樣的分流不是基于學生的興趣和愛好,而是單憑中考成績一錘定音。即使學生不喜歡這樣的選擇,也沒有任何辦法,只能硬著頭皮往前走。前些日子媒體披露的北大一個學生中途退學轉上高職,從另一個角度恰恰說明了職業選擇對學生的重要性。

              從大教育的視角來看,高中階段的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礎,本應互通有無。但傳統教育體系將二者人為地割裂開來,涇渭分明,給學生的職業選擇添置了許多障礙。

              國家教育綜合改革,就是要打破傳統體制對人才培養的束縛,搭建人人成才、人盡其才的通道,為個體提供更多選擇的機會。

              我們欣喜地看到,南京和石家莊主動突破體制的障礙,剔除人為的藩籬,在區域內實現了普職融通。我們知道,還有很多地方正在進行相同的探索,比如,在中考招生時可以融通,在中途可以憑興趣轉學,在學分上可以互認,在課程上可以貫通……所有這些,都在豐富著區域教育的內涵,都在完善著現有的教育體系,都在為我們提供可資借鑒的范例。

              實踐者最為可貴,他們的努力化解了矛盾和難題,改善了區域教育的生態,使一方的孩子多了一種選擇,多了一種發展的可能。今天,我們需要更多的先行者,呼喚更多的實踐者。

              為這些實踐者提供展示自己的舞臺,讓更多的人分享這些實踐成果,既是我們的期許,也是區域教育周刊的初衷。


             本報成都11月24日電(記者王鑫昕 袁貽辰 實習生李梓汐)互聯網時代到來,對高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帶來了新挑戰,職業院校該如何應對?今天,在成都舉行的2014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年會上,來自全國137所職業院校的260余名代表共商職業院校如何服務互聯網青年。

             團四川省委黨組成員王軍分享了一組調查數據:超過80%的大學生擁有至少一個社交網絡賬號,其中40%的學生每天花在網絡上的時間近4小時。他認為,以90后為代表的網絡新生代紛紛走入大學校園,“網絡已成為大學生交流思想的重要場所”。

             “因此,職業院校亟須探討互聯網時代青年的特點?!彼拇ㄊ〗逃龔d副廳長王康表示,高職院校面臨新挑戰,要謀劃新思路、采取新方法,應用各種宣傳手段推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發出職業院校的“好聲音”。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副司長劉建同高度肯定本次年會。他說,年會緊扣時代脈搏,對職業院校有借鑒意義。

             “大會舉辦5年來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服務職業院校宣傳部長的成長、打造職業教育品牌、引領職業教育發展的宗旨;二是品牌拓展方式的多元化,充分調動了職業院校黨委書記、宣傳部長、學生的熱情,共同參與活動?!薄吨袊嗄陥蟆肪幬S勇說,作為發起單位的中國青年報社將繼續在機制和平臺化上下工夫,盡可能整合社會各界的資源,做好服務者,為中國職業教育的前行鼓與呼。

             年會同時舉辦了“2014全國職業院校就業競爭力示范校”頒獎儀式,順德職業技術學院等30所院校獲獎。

             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是由中國青年報社和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在2010年共同倡導下建立的社會化交流平臺。本次年會由中國青年報社、全國高職高專校長聯席會議、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主辦,四川交通職業技術學院承辦。


               中國教育新聞網訊  日前,張之洞與中國教育現代轉型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城市職業學院舉行。會議圍繞“張之洞興辦新式學堂”、“開創職業教育”等6項議題展開研討。

              有權威專家認為,張之洞1897年在武漢創辦農務學堂,翌年創辦工藝學堂,張之洞是中國職業教育的開山鼻祖。同時,原華中師范大學校長章開沅建議在武漢職院重建“兩湖書院”。 



                編者按: 

                2014年4月,在河南駐馬店由應用技術大學(學院)聯盟和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主辦的產教融合發展戰略國際論壇閉幕式上,178所高校共同發布了以“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為目的的《駐馬店共識》。這條路,歐洲已經走了50年。在發展中國的應用技術大學過程中,充分研究與借鑒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發展歷程中的經驗,無疑具有重要意義。以此,刊發此文,作為大家的一個參考。 

            為什么建設應用技術大學 

                應用技術大學,是20世紀60年代在歐洲各國興起的一種新建或由職業性院校升格、轉型而成的與研究型大學并行的機構,它的辦學定位原先注重以專業技術為主導,培養具有科學意識與能力的技術技能人才,近年逐步擴張了開展應用型研究的職能。由于學費比研究型大學便宜,且就業率很高,這類學校受到了社會的歡迎。通過幾十年的發展,歐洲的應用技術大學不僅在高等教育中占據了重要地位,且引領了職業教育的改革發展,承擔著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研發創新、服務就業和區域發展及促進終身學習等重大使命。 

                那么如今的中國又為什么要建設自己的應用技術大學呢?首先,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來臨,我國正處于轉型關鍵期和發展機遇期。通過科技創新實現經濟增長,已成為社會共識。發展應用技術大學,培養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型科研也就勢在必行。其次,對照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發展背景,不難發現,其城鎮化率提升、人均GDP增長、社會產業結構發生變革、人才培養結構變化等方面都與當今的中國社會相似。簡言之,中國社會的人才需求及外部環境都已經為發展應用技術大學提供了基礎條件。 

            辦學服務區域經濟發展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辦學定位十分明確,即培養具有良好理論知識和文化基礎,同時具備專業技能和實踐能力的高層次應用型人才,為區域社會經濟發展服務。其學制設置、專業設置、課程設置及畢業考核緊扣社會與學生需求,突出應用性、實踐性和靈活性。例如,其靈活的學制適應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英國“新建大學”的學生可以采取全日制或工學交替兩種方式,也可以參加夜校、脫產培訓班以及其他各種類型的部分時間制課程;其專業設置緊扣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具有顯著的應用性和職業導向,奧地利的應用技術大學注重學科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結構對接,人才培養與社會、經濟和就業市場需求對接。 

            本碩為主,建設“立交橋”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以舉辦本科和碩士層次教育為主,擁有學士學位和碩士學位授予權。一些國家的應用技術大學可與研究型大學聯合培養博士。這使得學生在本科畢業后可以擁有接受更高層次專業教育的通道,滿足了社會經濟發展對人才越來越高的要求,也增加了職業教育的吸引力。此外,歐洲國家十分重視立交橋建設,應用技術大學與研究型大學具有溝通渠道,如荷蘭每年約有10%的應用技術大學學生轉入研究型大學學習,更好地滿足了學生的個性化、多樣化需求。 

            極端重視養育師資 

                高質量的教育離不開高質量的教師,歐洲在發展應用技術大學過程中格外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 

                首先,重視教師的聘任與培訓。在聘任方面,德國就規定:除擁有博士學位外,擔任應用技術大學的教授還必須擁有相關領域不少于五年的實踐工作經歷,并且其中至少有三年是學術性機構之外的工作。除了學歷和工作經驗門檻,歐洲應用技術大學還普遍重視專職教師的在職培訓。如,奧地利的教師每年暑假都會參加各類研討會,其講師來自大學、行業協會和公司等,一起進行專業進修、教學方法等探討。 

                其次,大量聘任兼職教師。許多國家的應用技術大學大量聘任來自企業界或其他社會單位的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專業技術工程師、研發人員和管理人員等來校兼職授課,將企業的技術發展狀況、新產品的研發動向、市場的需求等介紹給學生。在很多學校,兼職教師的數量甚至遠遠多于全職教師。如,在德國應用技術大學中,專職教授僅占40%,而兼職教師比例占60%。 

            培養解決問題的能力 

                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專業設置具有顯著的應用性特色和職業導向,并且與研究型大學注重基礎性和學術性的專業設置形成良好的互補。應用技術大學開設大量實踐性課程和案例課程,即使是理論性課程的學習也注重聯系實踐,強調學生應用理論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學生的畢業設計也與實踐應用密接結合。如,德國應用技術大學有60%~70%的學生選擇在實習企業中完成自己的畢業設計或畢業論文,選題通常就是企業中的一項具體工作或一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具有非常強的實踐性。在完成畢業設計的過程中,除了得到大學方面相關教授的指導之外,學生還會得到企業相關領域專家、技術人員的輔導。在畢業設計或畢業論文的評價過程中,是否有助于解決實際問題是一項重要的評定標準。 

            傾向應用,拓展研究功能 

                除了承擔人才培養功能,近年拓展研究功能已越來越成為歐洲應用技術大學的重要使命。瑞士應用技術大學的經費支出中,68%用于本科和碩士學位課程,19%用于應用性研究和開發。 

                同時,應用技術大學積極開展面向中小企業的應用性研究、提供相關成果的轉化及后期服務與技術支持,為企業難題提供創新性解決方案。 

                通過科研,學校和企業獲得“雙贏”:應用性研究為企業解決實際問題,并提供創新研究成果,拓展企業業務,給企業帶來實際收益;應用型研究為學校獲得科研經費,提升科研能力,鍛煉師資隊伍,培養創新應用人才。荷蘭應用技術大學的教授和研究隊伍將教育、專業實踐和實踐導向的研究聯系起來,并讓學生參與到這些研究中,研究隊伍與公司、機構在地方、地區、國家乃至國際層面保持合作關系,開展應用性研究,共享知識及開發新知識。 

                目前,我國的大量技術技能人才主要由普通本科院校和高職高專院校培養,總體基本停留在專科層次,這樣的層次水平已不能滿足社會經濟發展對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的需求。大部分普通本科學校中雖然有部分學校開始樹立培養技術技能人才的意識,但仍有大量學校沒有明確自身的發展方向,一味追趕世界一流學術型大學,卻在學科專業設置和學生培養模式上忽視社會需求,教學方法陳舊,缺乏實用性。特別是一些普通本科學校中的新建本科學校,其科研積淀不如老本科學校,不適合走研究型大學的路線,學生培養定位又不如高職高專院校明確,使得學生就業面臨更大的困境。因此,推動新建本科學校進行轉型,培養本科乃至碩士層次的高層次技術技能人才,開展應用型研究顯得十分必要。 

                (作者單位: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


             11月21日至22日,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暨創新聯盟成立大會在萊蕪舉行。教育部職成司司長葛道凱、副司長王揚南等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陜西工院副院長王曉江、校企合作處處長孫小云、電氣學院院長盧慶林、歐姆龍(中國)有限公司人才開發部部長張曄作為全國“校企一體化辦學”優秀典型案例單位代表參加會議。  

            葛道凱司長轉達了教育部副部長魯昕對本次會議的指示并作了重要講話。他強調,現代職業教育是社會各方面發展自身事業的平臺,圍繞共同成長這一主旋律,學校、企業、行業、政府等都能在這個平臺上得到發展進步。他對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提出四點要求:一是堅持校企雙主體;二是把握“一體化”內涵;三是不斷追求“創新”;四是發揮聯盟作用;圍繞“校企合作,互惠共贏”這一主題,深入探討如何建立“校企一體化”育人長效機制,把自己的經驗、做法總結成制度,上升為政策,成為政府、行業都能夠接受的行為規范和準則。  

            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是在教育部支持和指導下自發形成的全國高職院校民間組織,目前由50所學校和50家企業組成聯盟主席團,其宗旨是圍繞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堅持“政府推動、市場引導,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知行合一”的原則,推動學校教育教學改革與產業轉型升級銜接配套,進一步推進校企一體化育人工作。  

            據悉,自2013年12月起,教育部啟動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合作辦學典型案例征集工作,共征集到295所高職院校的405個典型案例,評選出82個優秀典型案例并集結成冊,由陜西工院提供的《校企深度融合,打造合作育人品牌——與世界知名企業歐姆龍校企合作紀實》成功入圍,被選為全國5個優秀院校的典型案例作為大會交流材料。  

            “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會現場

            “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成立



                今年,高校轉型發展,是一個異常熱門的話題。

                雖然高校發展這幾年已經成為大家熱議的對象,而且也有一些聲音和思考在高校圈內慢慢發酵:走老路不行了。學生出路是問題,老師和學校的出路也會成為問題。關鍵是:我們的社會發展,也就必然面臨問題。

                2014年4月,178所高校共同發布《駐馬店共識》,提出“引導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點燃了多年來氤氳在高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校園內的氣氛,也當然激發了整個社會對于這個話題的熱情。

                其實,本科院校的轉型發展,已經是不少院校探索多年的大課題,也是很多院校已經在嘗試并開始嘗到甜頭的努力。

                很多的地方本科院校,還處于內心掙扎、患得患失的階段。好不容易來到的升格,還沒有享受幾天,難道就要主動地放棄?擱誰那兒,都不能接受。更何況,多年的教師隊伍、學科專業建設,一路走來,都是沖著本科教學和科研的指標體系進行的。轉向應用技術型?怎么轉?誰來主導?定型的教師和專業怎么辦?新的師資和學科方向從哪里來?

                所有這一切,都不是那么簡單,而是橫在院校面前的一道坎。

                怎么邁過這道“坎”?一條有效的辦法就是:向優秀的高職院校學習、合作。

                高職雖然只是??疲徊糠指呗氃盒R膊荒苷f是成功。但是,那些優秀的高職院校,在高等教育處于分蘗發展時期,大膽嘗試服務產業的辦學方向、大力激發校企聯合育人的積極性、共同尋找產教融合的利益關聯點,的確可以為處于尷尬境地的地方本科院校提供轉型發展的樣本和參考。

                地方本科院校是人才培養與社會發展交界處的前端。立足教育現實,著眼社會發展,服務產業需要,就是服務社會,就是服務院校發展。所以,本科院校的發展本就應該圍繞社會和社會發展的各類需要來調整步伐。而現在這個時期,高校的轉型發展,是為社會發展準備適用的、可發展的人力資源,醞釀健康理性的社會氛圍和個人追求,是為社會發展奠定基礎、鋪墊道路。



            圖片來源:齊魯晚報

                本報訊(亓洪良)11月21~22日,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暨創新聯盟成立大會在山東萊蕪舉行。作為聯盟首屆主席團成員單位的全國49所高職院校領導和49家知名合作企業代表、聯盟專家組成員等參加了成立會議。

                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負責人指出,成立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對于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助推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在“校企一體化辦學”經驗交流會上,與會同志圍繞“校企合作,互惠共贏”這一主題,針對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育人過程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深入探討了如何建立“校企一體化”育人長效機制,大力推進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

                據悉,本次會議由教育部職成司指導,全國高等職業教育“校企一體化”創新聯盟主辦,萊蕪職業技術學院承辦。



            謝邦鵬在工作中。張銳楠攝

                “我喜歡在一線工作,那里有我成長所需要的土壤?!?nbsp;——謝邦鵬

                謝邦鵬如今所從事的工作,多少讓人覺得有些大材小用。這個本科、碩士、博士3個教育階段均與清華大學捆綁在一起的青年才俊,如今不過是國網上海市電力公司浦東供電公司運檢部下,變(配)電二次運檢一班的小班長。

                與他同一年從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走出來的同學,有的出國深造,有的進入電力相關科研院所做研究,有的到高校當起了教師,還有的早已在福建、廣東等地的電力系統內走上管理崗位。而同樣出身“名門”的謝邦鵬,卻老老實實地行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驗收設備、檢修設備、排除電力故障、改造老舊設備。

                從2008年博士畢業至今,他已經在國網上海浦東供電公司繼電保護班組的最前線干了整整6年。直到最近,他的故事被上海媒體挖掘出來。

                新聞一經傳播,有網友評論這是“典型的大材小用”。但實際上,中國青年報記者經采訪發現,在生產一線從業的經歷或許正是“高大上”的工科博士們亟須補上的一門實踐課。

                到一線去,怎么就成了“另類選擇”

                很多人不理解,一個讀了20多年書的高才生,為什么會在畢業后選擇去一線,而且一待就是6年;謝邦鵬其實也不理解,一個電力相關專業畢業的博士生,到電力工程的基層去把理論轉化為實踐,究竟有什么好奇怪的?

                實際上,在攻讀博士階段,謝邦鵬就已經想好,要盡可能把理論應用于實踐。他的博士生導師、中國電力系統泰斗級學者盧強也是這么認為。

                與大多數人印象中“天天悶頭搞學術”不同,謝邦鵬的博士生經歷,并沒人們想象中那么枯燥。導師盧強擅長電力系統控制理論研究以及智能調度系統研究,老師的研究本身,就是與電力系統的需求和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的研究成果已廣泛應用于世界各地的電力系統中。

                謝邦鵬在讀博期間就跟著老師到上海做項目,選擇上海、選擇一線,遠不是常人口中所說的“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那種無可奈何。除了國網上海市電力公司的聘用合同,謝邦鵬還收到過國網公司總部和老家國網四川省電力公司的Offer。如果選擇去另外兩家公司,他很有可能在研究部門專門做研究,也有可能成為某個部門的小頭頭,但他卻決定去上海。

                “我喜歡在一線工作,那里有我成長所需要的土壤。”對這個本科、碩士、博士都在清華念的“三清”博士而言,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個博士,需要補什么課、在哪里可以補上這門課,“實踐要多一些,越多越好”。

                他的決定,也得到了導師、中科院院士盧強的認同。在一次國網上海浦東供電公司內部舉辦的大會上,盧強以現場錄音的形式,力挺已經從自己手下畢業多年的謝邦鵬,“我支持并贊成具有高等學歷之才俊,厲行于生產一線,使所學理論知識運用于生產實際,這不僅不是輕用人才,反而是歷練和造就能擔當未來大任的精英之正道?!?/span>

                老先生的意思很明確,成為能擔當大任的精英,需要生產一線的經歷,哪怕你是傳說中的“清華博士”、“院士門生”。

                博士到一線,一樣變“菜鳥”

                事實證明,“到一線去”的決定是對的。在變(配)電二次運檢一班,初來乍到的清華博士,雖然成了吃癟的“菜鳥”,卻收獲了難得的“讀懂一線生產”的機會。

                2009年年初,謝邦鵬第一次跟著所在班組的老師傅到一線工作時,全程“傻站”在一旁。這些操作性極強的工作,直接把這個滿腦子裝著創新理論和知識的博士生打懵了,“什么工作都搭不上手”。

                但在一線待了6年以后,這個博士顯然已經可以獨當一面了。

                謝邦鵬所在的變(配)電二次運檢一班,聽上去沒什么特別,實際上在浦東地區的供電保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個班組的管轄區域包括上海自貿區、迪斯尼園區、張江高科技園區、浦東國際機場等重要地區。一個小小的設備故障,如果處理不當、設備動作不正確,都有可能造成大面積停電,影響居民生活、企業生產。

                謝邦鵬總是隨身帶著一本皺巴巴的筆記本,在這個本子上,密密麻麻記錄著他每天要干的事和工作要點。這樣的本子,謝邦鵬有20多本。早些年時,主要記錄各種專業知識、操作規程、使用說明書、簡易圖紙等內容;最近一年多,他逐漸參與到一些工程和部門事務管理的工作中,記錄最多的,是每天的工作、會議,等等。

                他從不諱言自己就是一個“學霸”。各種繁瑣的說明書、復雜的工作流程圖他總能很快記住,并將這些所學及時運用到一線生產中。剛進班組那會兒,因為缺乏實踐經驗,他總是主動向班長“要活干”,單位規定下午5點下班,他經常主動加班到晚上七八點,很快他就成了班組里的“勞?!薄獢Q螺絲最多、接線頭最多、看圖紙最多、做筆記最多。

                這些是任何博士階段的學習內容都無法替代的。

                有實踐經驗的“博士”,才能大行其道

                在一線工作時間長了,謝邦鵬開始展現出“高技能人才”的水準來了。他終于有了“高大上”的機會,只不過,所有這些“高大上”的研究、創新,主要都來自最一線、最基層。最近3年,他主導或以主要參與者身份完成了27項具有專利的小發明;5年時間,發表中英文論文8篇。

                盡管在公司及班組管理領域、變配電設備研究領域、和一線實踐操作領域等他都有創新發明的實例,但最令他自豪的不是那些“高大上”的大項目,而是幾個對一線工作有幫助的小發明、小革新,“能廣泛用在一線的設計發明,才是真正有用、有生命力的設計發明”。

                生產一線,電力系統的工人師傅調換電磁繼電器,過去總會發些牢騷,因為螺絲的“腿”太長,用鉗子擰非常麻煩,費時又費力,也買不到現成的工具。謝邦鵬發現后,帶領身邊的幾個小伙伴,利用業余時間做了新設計,開發出一套電氣化組合式裝卸工具。這套量身定制的工具,解決了一線工人實際工作中存在多年的麻煩,拆一套設備能節約近1小時。

                電力系統在供電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存在一些“線損”。如果監測到“線損”大了,公司就要派人去檢查、維護,以及時發現設備故障、偷電等情況,挽回供電損失。但在以往,這個“大”究竟是多“大”,并沒有一個科學的標準,一般都是靠工作人員“毛估”。

                這時,謝邦鵬的專業派上了用場。他的博士論文就是關于“電力系統優化控制”的。線損問題其實也有共通之處。每一條電線都有線損,但供電公司人力有限、成本有限,他想算一算,究竟線損達到多大值后,派人去維修是較劃算的。他作出了一套估算工程式,套用這套公式可算出最合理的線損臨界值。

                此外,他還和同事設計了“遙控投退重合閘”系統,免去了一線人員頻繁到現場“投入、退出”重合閘的麻煩。最近,他作為公司骨干,參與到國電總公司課題《大型城市電網高可靠供電模式與故障應對關鍵技術研究》中,負責搶修一體化、配電自動化、帶電作業、微網運行檢修等方面的研究。

                實際上,在一線,謝邦鵬從未有過“大材小用”的感覺,相反,正是一線工作的經歷,給了他更多、更實際的施展才華的機會。

                記者了解到,在國網上海浦東供電公司,如今每一名剛進公司的新人,不論是不是高學歷或研究型人士,都要求先到電力一線鍛煉。活躍在電力運行、維護一線的青年大多是本科及以上學歷者,結合自身興趣和公司發展需要,他們未來可朝著行政管理、技術能手、專家領軍等多個方向發展。


               “棄北大上技?!边@條新聞,引起了社會輿論廣泛關注,消息被瘋轉不說,也有很多網友參與討論發表意見。一項調查顯示,有超過80%的網友“點贊”。

                這一現象耐人尋味。按理說,80%的“點贊”,意味著對這一行為的高度認可,可如果高度認可這一行為,這怎么又成為“新聞”了呢?一邊是輿論的熱捧,一邊是個體艱難的選擇——周浩同學的選擇,在當前絕對是屬于新聞的極端個案、另類選擇,這恰恰反映出我國職業教育的現實處境??陀^認識輿論的熱捧,和職業教育還只是個別優秀學生的另類選擇的現實,對發展我國職業教育極為重要。

                在筆者看來,輿論對周浩行為的“點贊”,當下主要出于尊重選擇、感嘆他的勇氣,而職業教育和整個中國教育的未來,則在于所有學生自由選擇。

                其實,尊重選擇,在我國社會,已屬進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八成點贊的同時,還有兩成對此并不理解,“驚詫莫名”,而一些媒體的評論文章,也在做這兩成人的工作,告訴他們要尊重學生個體的選擇,因為每個人的個性、興趣不同,不都適合上北大,云云。

                做到尊重選擇,說起來容易,而輪到自己,就不那么容易。很多人在點贊的同時,也意識到周浩有支持、理解他的父母,如果父母強烈要求他必須繼續在北大讀書,阻礙他上技校,在從北大退學后,去復讀參加高考,會是什么結果?而從媒體報道看,周浩父母對其選擇的尊重,也有一個艱難的過程,從最初要求他上北大,到看到他痛苦生活才逐漸轉變,包括周浩自己,也是在休學、尋求轉專業未果之后,再一步步轉向選擇技校。試想,假如這種選擇,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會是怎樣的糾結?就是技校的校長,如果孩子成績可以上北大,卻提出要去上技校,會爽快答應嗎?現實中,完全尊重學生選擇的父母幾乎沒有。要實現選擇,可能都要經歷一番痛苦的折磨、辛酸體驗,最后才能看開。

                這樣的選擇,會讓人覺得“偉大”。有人說,周浩這種選擇的價值,就是可以鼓勵更多人,勇敢地作出這種選擇。某個學生在作出類似選擇時,可以以此激勵自己,說服不理解的人——你看,早就有人連北大都放棄,去追求適合自己的學習生活狀態——但以筆者之見,這種激勵的價值不大,因為凡屬于需要激勵的“偉大”選擇,都會讓選擇者付出多少不該付出的代價??蛇@種選擇,卻有另一個重要價值,就是呈現出每個個體的內心需求,推動社會從理解、尊重這種選擇,到創造條件、改善環境,自由選擇。

                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結婚要看出身,一個女孩沖出重重阻力和出身“有問題”的人談戀愛、結婚,這被稱為是偉大的愛情,而現在,這種“偉大”不存在了,因為根本就不用再看什么出身。

                客觀而言,“尊重選擇”,多少具有某種無奈意味,各選擇項之間,地位并不平等,就像現在的北大和技校,相差甚遠,形成強烈的對照,而自由選擇,所有的選擇都是平等的,平等的地位、平等的價值。要作到自由選擇,我國必須切實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這要求改革教育管理制度和人才評價體系。首先,要消除對教育、學校的等級管理,對于教育管理者來說,北大和技校應該是有平等地位的學校,而不是一個在金字塔尖,享有政策、資源、地位等各種優待,一個在金字塔底,如果所有類型的教育都辦出一流的學校,選擇上學術型學校和選擇上職業學校,那就成為學習者的自由,而且可隨時轉學;其次,對人才的聘用、管理、使用、社會福利待遇,不能用學歷評價、分層,而應該基于個體的能力、實際貢獻。

                我國教育的出路,在于給所有受教育者自由、多元的選擇,而不是把所有受教育者納入一個成才通道、一個成才模式。在自由選擇中,沒有所謂的另類選擇,也沒有偉大的選擇,有的只是符合自己內心需要、個性興趣的選擇。何時選擇北大和選擇技校,成為每個學生自由的選擇,何時,我國教育才會走出現在的高考焦慮、名校焦慮,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人盡其才。


               “汽車產業對人才的需求,已經從對量的追求變為對質的追求。如何培養出適合汽車產業發展需要的精英型藍領人才,是汽車職業教育領域在未來兩三年內要解決的首要問題。”2014年汽車產業與職業教育對話活動暨第十一屆全國汽車職業教育年會,日前在廣西柳州鐵道職業技術學院舉行,中國汽車工程學會副秘書長閆建來在會上做出了上述判斷。

                “目前在汽車職業教育領域,很多學校顯然還沒有認識到汽車產業對人才需求的變化,其人才培養規劃仍停留在對量的追求和對點的鋪設上?!痹陂Z建來看來,汽車人才需求模式的轉變,已經為汽車職業教育敲響了警鐘。

                “中國經濟正處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時刻,汽車產業也在轉型升級,需要更多的創新型人才,這對汽車職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劉占山認為,雖然汽車職業院校畢業生的就業率很高,但不能說明培養的人才已經符合企業的需求。唯一的彌補渠道就是實現校企合作,這也是全球多數國家都在做的事情。

                有關調研發現,從北京現代汽車大力支持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到上汽通用五菱承辦汽車產業與職業教育對話活動,再到蓬勃發展的汽車企業自建培訓學校,都表明汽車企業近年來對職業教育的重視程度在日漸加強。而“博世班”、“巴斯夫班”等的設立,說明越來越多的汽車職業院校對校企合作日益重視。

                值得欣喜的是,由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牽頭組建的全國汽車職業教育集團,在此次對話活動期間成立。該集團召集了相關職業院校、本科院校,汽車及關鍵零部件企業、汽車服務貿易企業、汽車保修設備企業、汽車教具企業,相關行業組織、研究機構、培訓機構等,按照平等原則和契約形式組成,其核心目的就是要實現產教融合,培養出適合企業發展的人才。

                據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汽車應用與服務分會秘書長趙麗麗介紹,校企合作正成為汽車職業教育的新特點。目前,多數汽車職業院校培養的學生在技術上較以往有了很大進步,但在綜合素質和專項技能培訓上仍顯不足,好在企業已經認識到了自身參與培養人才的重要性,都愿意與職業院校加強相關合作。

                此次活動的主題為“產教深度融合——機制模式創新”,由中國汽車工程學會、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聯合主辦,中國汽車工程學會汽車應用與服務分會等單位承辦,來自全國25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164所學校以及35家相關單位的代表400余人與會。


                “你覺得北大好不好?”

                “怎么問這種問題?北大很好,只是不適合我。”

                這是我與周浩的對話。《棄北大讀技校 自定別樣人生》這篇文章登報之后,迅速地成為頭條,文中的主人公周浩火了。在文章發布之前甚至之后一段時間,我都沒有意識到這條新聞會這么火。

                可是一切都來得讓我不知所措:文章刊登當天即被400多家網絡媒體轉載,鳳凰網跟帖評論達1.8萬多條,人民日報微博評論5000多條,新浪微博9929.5萬次點擊。最少不下50家來自全國各地的媒體向我和梁老師要周浩和學校的電話,甚至有大學校長向周浩拋出讀研究生的橄欖枝。我不知如何應對,只好把這一切都推到了梁老師身上。

                一個為追求夢想放棄北大讀技校的學霸,一個剛來報社實習不到兩周的“菜鳥記者”。在這段時間,對我和周浩來說,是天堂也是地獄,是一次很重大的人生歷練。

                事情終會平息,當該事件的熱度漸漸減弱,我也有空回憶一下采訪場景,來還原一個比較真實的周浩。

                11月5日下午,我領到選題之后,前往北京工業技師學院采訪周浩。天氣有點熱,他為我拿了一瓶礦泉水。我細細地觀察他,想看看此等奇人是什么樣的。他留著一撇小胡子,身高1米7左右,身材有點胖,看起來比較敦厚和內向。

                和周浩聊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在采訪的1小時里,他眼睛不看人,說話卻咄咄逼人,回答問題很少有超過三句的,感覺不是我在采訪周浩,而是我的自言自語,一直很冷場。我問到對兩所學校的一些看法時,周浩直言:“這讓我怎么回答呀?”僅有的回答也顯得高深莫測,學術術語較多,能感覺到北大才子的風范。

                周浩的冷淡讓我感覺他是“普通人”一個,更由于我沒理解到這個新聞的重要性,甚至沒準備寫稿?;貋肀涣豪蠋熍艘煌ā斑@是新聞事故”之后,才倉促成稿。即使這樣,在文中也沒能很好地展現比較全面的周浩。

                文章刊出后,我在網上看到有很多網友對周浩和北大都胡亂猜測,尖酸刻?。骸翱隙ㄊ窃诒贝蟠幌氯チ?,掛了很多課吧”“北大這種學校還是別待了,做得好”。每次瀏覽的時候,我都越看手越抖,心里越不平靜,周浩和北大都被推上了風口浪尖。很多人腦海中肯定浮現這樣一幅畫面:北大課程很無聊,周浩幾乎什么都沒有學到,自己不好好聽課,掛了很多科,最終待不下去灰溜溜地跑了。

                其實事情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樣。周浩從小喜歡操作機器,北大生命科學學院的理論課比較多,不太適合他,由此他開始謀劃轉校。但是在北大學習的那幾年,他從來不曾翹課,“雖然不是很愛聽,但是一直堅持上課,也時常泡圖書館”,他自始至終也沒有掛過科。就算是到了北京工業技師學院3年,在周浩身上,高才生的特點依然非常明顯。

                他的學習能力非常強。周浩到了北京工業技師學院之后,沒有從最基礎學起,而是直接進入了技師班,和成熟的技工一起學習。剛開始有些吃力,但是幾個月后,他就開始讓同班同學望塵莫及了?!皠e人做完一個工作日志需要兩三個月,而周浩只需要一個星期,這就是差距”。

                周浩的動手能力很強,經常用巧克力、木板等材料制作坦克、汽車模型,在他的微信里有很多的作品,看上去十分精巧。他也經常對實驗室的小型機床進行改造,加快工作效率。周浩的英語水平和理論水平都很高。為了了解到國外最新的數控科技成果,他翻墻去瀏覽德國、瑞士的網站,對前沿的科技成果幾乎了如指掌。

                很多學生畢業后都是找一個穩定的工作,完成從初級技工到高級技工的轉變,但周浩想繼續深造,盡管他沒有透露自己下一步的目標,“對這個行業了解越多,就越覺得自己知道得太少,還是想深造”。

                網上很多人都想著北大流失了人才,想看北大的笑話,但是沒有北大就沒有今天出色的周浩;也有一些人想探究周浩離開北大沒有高學歷保駕護航會不會為自己的決定后悔,但是周浩如今已經是很多外企公司愿意開高價挖掘的復合型人才。

                有一些人想看北大與周浩相殺,但他們只相愛,“北大是中國最好的學校,我在其中學習到的東西也是在其他地方學不到的,是我不能適應那種學習環境,但我永遠心存感激”;有一些人想探究,在北大周浩是不是在人際關系、學習成績等方面有問題,但沒有那么多細枝末節,這只是一個孩子忠誠于自己的內心和理想,并愿意為之付出巨大代價的故事。

                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樣,請尊重每一個追求自己夢想的人。



                引導一批地方新建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這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逆轉的大趨勢。在這一轉型過程中,應該注重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然而,在文化建設上面臨著哪些現實誘惑,需要進行什么樣的文化選擇呢?

                大學以傳承、整理和發展文化作為自己的存在方式;大學的教育過程,實質上是一個有目的、有計劃的文化過程。然而,今天的大學受到多方利益主體的牽制,文化選擇面臨著種種現實誘惑和考驗。

                大學辦學呈現功利化傾向?,F今的大學越來越像文化企業中的加工廠,其產品的型號、質量、樣式按照市場需求來決定。大學的受教育者由活生生的“人”變成可以批量生產的“商品”;大學的教育者作為精神勞動者,也越來越像謀利的經營者;大學生就業率也如同經濟領域的GDP,被過分追逐。在功利化的價值準則面前,大學更多地像商業組織而不是文化機構來思考問題,很難起到薪火相傳、“新民之效”之目的。 

                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曾言,大學既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又有它自身的內在邏輯。應用技術型高校的特點和功能使其文化選擇具有特殊性,既要秉承其作為大學的本質屬性,又要堅守、回望我國優秀的文化特性與傳統,還要學習西方大學先進的制度、文化與理念。

                一方面,作為中國的應用技術型高校,必須帶有中國文化特性。中國古人的高等教育思想乃至教育思想、文化思想對我們今天建設應用技術型高校文化大有裨益。如“有教無類”的思想、“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的氣度與對物欲的超越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使命與社會責任感。這些都為應用技術型高校的文化選擇提供了給養。

                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的應用技術型高校,必須汲取西方文化的長處。從古希臘教人理性到柏拉圖學園讓人向善;從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到古羅馬時期的雄辯術教育;從中世紀大學的三科四藝到博洛里亞大學、巴黎大學等早期大學對文化的追求;從紅衣主教紐曼的大學理想到洪堡、赫欽斯、布魯貝克、雅斯貝爾斯等教育家提出的大學思想,都是我們應用技術型高校需要吸收的大學文化——既要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更要注重道德品格的培養與良好習慣的養成。

                開放的姿態、寬容的氣度、接納的胸襟、創新的意識都是大學本身應具有的內涵和文化。與傳統大學相比,應用技術型高校呈現出兼顧職業與素質的雙向價值取向,更加強調學生的創新意識與精神的培育,以及創新創業能力與素質的培養,其辦學理念也更加注重經世致用與大學精神的完美結合。因此,應用技術型高校更要注重和強調大學文化的傳承與創新,更加需要培育、構建濃厚的校園文化。

                應用技術型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設,應強調“通識為本、專識為末”。在人才培養的過程中,除了注重專業知識和能力培養外,還要將很多通識教育強調的非智力因素方面的素質養成,如思想品質、職業道德、團隊合作、溝通能力等,有序地安排在培養模式中,與知識掌握、能力培養和解決工程項目問題有機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像過去那樣互不相干或關聯性不強,從而最終將大學的精神文化內化成學生自覺的行為習慣,真正實現立德樹人的目標。

                應用技術型高校,只要大學的本質還在,只要師生還在自覺地堅持文化傳承與創新,這便是一片勃發理性、完美人性的凈土,高校便會引領之,社會便會向往之、效仿之。只有這樣,才能為實現中華民族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貢獻力量。

                (作者系大連東軟信息學院院長)


                產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這類教育發展的重要方式。對于這一點,大家在理念上基本形成共識,只是在實踐推動上進度不一、力度有別。

                長春職業技術學院的案例很好地證明了,在高職院校辦學中,校企合作不但應為,而且可為。長春職院的經驗同時說明,加強校企合作,要從解決最基本的問題入手,才能做得實、走得遠。

                一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校企合作機制不完善的問題。采用什么方式、何種機制進行校企合作,這是每一所高職院校都面臨的問題。長春職院秉持開放、融合的理念,不唯書,只為實,大膽探索,結合合作企業訴求和學校專業特點,搭建起開放式“一主多元”辦學平臺,形成股份制、校企聯盟、訂單合作和集團化等多種合作機制。其實踐充分說明,校企合作的機制是多元的,沒有一種機制、一種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對于某一學校某一專業適合的就是最好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其他高職院校都可以像長春職院一樣,在校企合作機制上進行大膽探索。高職院校與企業的合作,理應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

                二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技術技能型人才培養與社會用人需求錯位的問題。培養滿足社會需求的適用性人才,是高職院校的終極追求。通過校企合作,實現這個目標的載體就是課程。長春職院在實踐中很好地抓住了這個關鍵點,校企雙方共同主導課程建設,在課程開設過程中引項目入校、引專家入校、引產品入校,形成多樣化課程體系,使學生充分體驗工作現場教學,從而強化與工作實踐的對接。

                筆者曾經調研過該校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和運營管理專業,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該專業由長春職院和長春軌道交通集團兩方聯合設立,學生從入學那一刻起,學校就給每個學生安排了企業導師和學校導師兩位導師,學生同時擁有學生、學徒和企業員工三種身份。校方根據軌道交通集團工作過程,系統化設計課程體系,按照崗位工作技術要求制訂課程標準,通過真實項目驅動進行一體化教學;企業方通過集團高管講座、中堅力量兼任班主任或輔導員等,滲透企業文化。試想,通過這種校企合作,又怎能培養不出企業所需要的人才呢?

                三是立足解決高職院校教學質量保障不力的問題。校企合作只有涉及教學層面,才能趨于深入,才能顯出成效,成效的標志就是要能保障高職院校的教學質量。保障教學質量,關鍵在于前期要具備適合、“打眼”的軟硬件條件,中后期要有及時、科學的檢查評估。作為承擔國家教育體制改革試點任務的吉林省龍頭學校、國家高職示范性學校,長春職院很好地利用了校企合作的契機,抓住了校企合作的優勢,來強化教學質量保障。從該校的案例可以看出,通過與企業共享資源,致力于“雙師型”教學團隊建設,產生了一批省級技能名師,使師資條件得到保障;建立校內外生產性實訓基地,實現了學生的實習實訓與工廠的產品生產同步,使實踐條件得到保障。

                建立多元質量監控體系,強化管理保障,這是長春職院校企合作值得肯定的另一個亮點。正是通過全流程的質量監控,使得學校的教學評價標準、學生就業能力評價標準與企業的生產標準、用人標準“實心”對接,這是我們所期望的。實踐證明,只有保障上出實招,高職院校校企合作才能出實效,才能脫離“簽個字、握個手、拍張照、用個人”的校企合作常態。(作者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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