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職業技術教育正迎來歷史上最好發展機遇！”11月29日，在“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民辦職業技術教育分會成立大會暨亞太地區民辦職業院校合作發展研討會”（以下簡稱“中國職教學會民辦分會”）上，中國職教學會常務副會長劉占山表示，高等職業技術教育的未來頗為樂觀，但教育體系的創新和改革仍是發展的關鍵。會議正式宣布民辦職業技術教育分會成立，力促民辦職教良性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職業教育正處于新的轉折點。”劉占山表示，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推動和市場的引導。今年6月召開的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加快發展職業教育作出的重要指示為職業教育創新改革提供了政策環境。

　　劉占山說，政策的閘門已打開，職業教育的發展應當從主體和形式“雙管齊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主體上，實現多元主體辦學，不僅政府可以辦學，企業、行業、社團組織甚至是公民個人皆可辦學，實現公辦、民辦同等地位、同臺競爭。

　　形式上，實行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探索委托辦學和委托管理等兼容并包的靈活辦學機制。他還特別指出，建設現代化大學制度的隊伍中民辦職業教育正走在前面，要想方設法實現社會資本向民辦教育的集聚，力爭將民辦職業教育學校發展成為省級創新強校。

　　“實現培養目標從技術型人才到技能型人才的轉變?！敝袊毥虒W會民辦分會會長俞仲文強調，教育模式、教育機制、人才培養模式等制度建設是根本。

　　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要以提升教學質量為核心，其關鍵在于建設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案哔|量的辦學要立足于當地經濟發展情況，使專業教育面向社會需求”他提出，三年的高等職業教育不僅要在課程、專業裝備、師資隊伍上加強建設，傳授學生高質量的技術知識，更要通過“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實現青年成長向合格“職業人”的轉變。

　　“我國職業教育既要走出去，也要引進來。”俞仲文說，推動國際化發展是中國職業教育的下一步目標。

　  4日，教育部發布《關于深化職業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的若干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就全面落實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精神和《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要求，向全社會征求意見。

　　此次改革主要涉及六個方面的內容：

　　堅持以提高質量為核心

　　《征求意見稿》提出，把提高質量作為中等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核心任務，正確處理學生綜合素質提高和職業能力培養的關系、文化基礎教育和職業技能訓練的關系、學生就業需求和可持續發展需求的關系。高等職業教育要結合區域和學校的實際情況以及不同的生源對象，推進教學改革創新，深化專業內涵，擴大國際交流與合作，建設一批世界一流的高職院校和骨干專業，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培養高地。

　　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

　　《征求意見稿》提出，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中國夢的基本內容、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求融入教育教學全過程，并結合完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強化職業精神培養。

　　改善專業結構和布局

　　《征求意見稿》提出，要引導和支持職業院校結合自身優勢，科學準確定位，緊貼產業、緊貼企業、緊貼職業崗位調整專業結構。省級教育行政部門要統籌管理本地區專業設置，圍繞區域產業布局和發展趨勢，宏觀調控區域內職業院校專業布局，努力形成與區域產業分布形態相一致的專業布局。

　　健全課程銜接體系

　　《征求意見稿》加強和改進公共基礎課教學。要在保障學生技術技能培養質量的基礎上，加強文化基礎教育。中等職業學校公共基礎課程學時一般占總學時的1/3，高等職業學校公共基礎課程學時不少于總學時的1/4。同時，要推進專業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使學生在取得畢業證書的同時，直接獲取相應的職業資格證書。促進中職與高職課程相銜接，統籌開發中高職銜接教材，也成為《征求意見稿》的一大亮點。

    推進產教深度融合

　　《征求意見稿》提出通過“引企入校、引校入企”等，拓展校企合作育人的途徑與方式，促進行業企業參與人才培養全過程。要發揮職業教育集團的辦學優勢，以產業或專業（群）為紐帶，推動專業人才培養方案與產業崗位人才需求標準相銜接，人才培養鏈和產業鏈相融合。積極推動校企聯合招生、聯合培養、一體化育人的現代學徒制試點。

　　建立三級質量監測體系

　　教育部計劃建立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職業教育教學質量監測體系，還將積極支持各類行業協會、專業組織等第三方機構開展教學質量評價，以此完善職業教育質量評價制度。

　　同時，還將組織制定公共基礎課程必修課和部分選修課的教學大綱（課程標準）、部分專業核心課程標準、國家重點建設專業教學標準、頂崗實習標準、專業儀器設備裝備規范等職教標準。而省級教育行政部門也將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課程標準。（本報記者 練玉春）

    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憲法日的設立，既昭示著依法治國理念的前行，也意味著法治精神的回歸。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依法治國在教育領域最核心、最本質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依法治教是教育進一步改革與發展的客觀需要，第一要義是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入推進教育綜合改革。

    “在整個改革過程中，都要高度重視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發揮法治的引領和推動作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是對改革與法治關系的深刻總結。教育改革發展進入深水區后，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涉激流、行險灘，靠什么沖破阻礙？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用法治為改革護航，教育改革就會事半功倍。

    過去的改革更多靠“摸石頭過河”的勇氣，“邊抓牌邊定規則”。而在今天，隨著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的不斷確立，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不斷推進，教育改革發展必須循著法治的軌道前行。教育綜合改革事關全局，不僅要破除制約教育事業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還要與經濟、政治、文化、生態文明建設等改革相互配合、協同闖關，必須于法有據、有法可依。

    教育綜合改革，必然涉及利益和權力的重大調整。深水區的利益藩籬，攻堅期的復雜難題，只能用法治理念去破解。把改革主張轉換成法治主張，用法治方式化解改革風險，才能確保改革有序進行。反觀近年來時有發生的“校鬧”事件、安全糾紛、師德失范等社會敏感問題，其實完全可以在法治框架內，通過教育制度創新化解處理。

    教育綜合改革必須尋求法治之下的“最大公約數”，這是教育改革持續向前的制度源泉。教育綜合改革涉及部門多樣、利益主體多元，要通過法定程序凝聚共識，并將各方共識以法治方式確認下來。通過法定程序廣納眾議形成的改革方案，有利于激發教育利益相關主體活力，降低改革實施成本。

    法治護航下的教育綜合改革，不僅意味著有法可依，而且意味著良法善政；不僅意味著更完備的制度與秩序，而且意味著更多的公平和正義。在這樣的改革圖景下，“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彰顯著深刻內涵：更加注重程序正義，改變教育領域傳統上對實體正義的追求，建立健全推進教育綜合改革的法定程序；更加注重權利保護，教育的核心價值在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要求尊重和保障師生權利，建立健全權利保障機制；更加注重制度完善，目前我國已基本形成以《教育法》為核心的專門教育法律體系和《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教育相關法律體系，但依法治教的制度措施還不健全，這要求建立健全教育法律制度；更加注重規則公平，良法是善治的前提，要通過法治方式建立健全公平的教育法律規則，充分體現各方合法權益和合法訴求；更加注重利益相關方參與，教育綜合改革要激發利益相關方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通過信息公開和決策民主等各種法治途徑，讓利益相關方廣泛參與。

    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教育綜合改革，關鍵在于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和各級各類學校要真落實。比如，在轉變教育管理方式、深化招生考試制度改革，落實學校辦學自主權、推進管辦評分離等群眾高度關切的重大改革過程中，要切實推進依法行政，建立行政權力清單制度；健全教育依法決策機制，加大教育執法力度。“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確保在法治軌道上推進改革”，讓法治精神滲透在各項具體改革領域里，讓教育改革走在法治的軌道上。具體到學校管理上，也須以法治思維和方式推進，要以建設現代學校制度為目標，落實和規范學校辦學自主權，形成學校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教師依法執教，學生依法維權的局面；還要以健全權利保障和救濟機制為著力點，不斷增強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學校改革發展中突出矛盾和問題的能力。

    教育是民族振興之基。讓我們凝聚共識、開拓進取，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教育綜合改革，努力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讓教育領域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首善之區”。

    提高青少年法制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格局。學校應健全和完善法制教育課程的內容和形式。法制副校長政策也不能廢棄，應繼續堅持下來，并進一步加以完善。

    ■方芳

    在近日舉行的第十屆中國青少年發展論壇上，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項針對“違法犯罪未成年人”群體的研究數據顯示，其中64.7%的未成年人在犯罪時居然“不知道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法制意識薄弱已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因素。這樣的數據讓人震驚，但也讓人不禁要問，法治教育為什么會失效？我們的法治教育到底出了什么問題？

    青少年時期是培養公民法制意識，樹立法制信仰，學習法律知識的最佳時期。據筆者多年來對青少年法治教育的調查發現，法治教育實效不佳與學校法治教育形式單一，內容枯燥有關。目前，我國中小學的法治教育主要依附于德育課程，通過品德課、思想政治課等傳授法律知識，內容設計并不完善，大多是說教式教學，缺乏生動、形象的案例。同時，法治教育的課時比重非常少，有的學校將課時節省下來上其他科目課程，甚至將法治教育內容作為選修課，讓學生自學了事。

    學校法治教育的資源有限，也阻礙了學生法制素養的提升。法治教育是一門專業性比較強的學科，需要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的教師任教，而我國中小學很少有法學專業的專任教師。盡管學校對教師有定期的法律培訓，但由于培訓時間短、實效性差，培訓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同時，學校的法制副校長資源也沒有充分利用。一些法制副校長很難抽出固定的時間到學校講課。有的公安機關人員經常發生變動，也導致法制副校長工作無法穩定開展。

    在操作層面上，學校法治教育缺乏不同平臺的資源共享機制。雖然有的學校也意識到具有實踐性、生動性、形象化的教育形式更符合學生實際需要，如法院旁聽，參觀監獄等，但這種形式的教育需要公安、司法機關提供資源和支持，缺乏互動的聯動平臺導致這樣的活動實施起來有一定難度。

    另外，家庭在培養孩子的法律意識方面做得也遠遠不夠。筆者曾做過“校園低齡暴力犯罪原因”的調查，結果顯示，將近一半的學生犯罪主因與家庭教育有關。家長本身的法制意識低下，對孩子的溺愛、放任不管，以及自身不良行為的影響等都可能導致孩子行為出現偏差。很多國家特別重視對家長的教育，如德國設有“雙親學校”，對家長進行系統教育；巴西政府則從提高結婚質量入手，要求青年男女在結婚前系統學習家庭教育知識。這些經驗都值得借鑒，有助于提高家長的法制素養和教育水平。

    不能忽視的是，當下社會的信息對青少年法治教育也產生較大影響。由于教育界尚未對學生的媒介素養教育達成共識，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使得色情、暴力、賭博等不利于青少年身心發展的信息，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影響著孩子們的行為。部分未成年人正是受網絡不良信息的影響，走上犯罪的道路。

    因此，提高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需建立學校、家庭、社會“三位一體”的教育格局。學校作為青少年法治教育的主陣地，應健全和完善法治教育課程的內容和形式，盡量采取學生樂于接受且效果較好的多樣化形式，如通過開展法制知識競賽、模擬法庭、排演小品、法院旁聽等活動實現教育目的。各級教育行政部門應組織編寫適合青少年學習的、便于理解的、貼近生活的法治教育教材，將法治教育納入學校教學質量考評體系。

    法制副校長的政策也不能廢棄，應繼續堅持下來，并進一步加以完善。各級公安機關要選派熟悉法律知識、具有較強語言表達和組織協調能力、熱心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優秀民警擔任法制副校長，應確定每學期法治教育課程的次數與方式，結合學生特點扎實有效地開展法治教育。

    作為未成年人成長的第一環境，家庭對于孩子法制素養的提升可謂責任重大，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還應重視對家長的教育與培訓。建議行政部門、社團組織、社區大力創辦各種各樣的家長學校,有目的、有重點、有組織地對家長包括準家長進行教育，提高家長的法制意識，教會家長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最后，有關部門需加強對網絡等媒體的管理，加強對廣播、電影、電視、戲劇、出版物的監督，形成良好的法制文化氛圍。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學研究院教育法制研究所副研究員)

    2014年11月1日至11月2日，2014年全國職業教育與市場營銷領域對話活動在山東省濟南市成功舉辦。來自全國20個省市（含香港和臺灣地區）的120多所院校、企業、行業組織和科研機構近300名代表參加此次活動。

    本次活動由教育部指導，中國國際商會商業行業商會、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和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聯合舉辦，旨在貫徹落實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和《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精神，建立和完善職業教育機構與市場營銷領域行業組織和企業的產教合作機制，搭建溝通、交流平臺，通過深化校企合作，推動對外交流，促進職業教育發展與市場營銷發展的有效對接，進一步提高市場營銷領域技能型和應用型人才的培養質量。

    活動得到了亞洲營銷聯盟支持，由全國商業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市場營銷專業委員會、中國商業統計學會、香港市務學會、臺灣行銷科學學會、新加坡營銷協會、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全球華人營銷聯盟共同協辦，由中國國際商會商業行業商會、（國資委）商業國際交流合作培訓中心和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承辦。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為本次活動提供了特別支持。

    活動由校企合作對接洽談會、全體會議和分論壇等3個版塊組成。11月1日上午舉行了全國市場營銷領域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對接洽談會，來自全國40家企業、行業組織與67所院校舉行了一對一和面對面的洽談。

    全體會議首先由中國國際商會商業行業商會會長曾亞非致辭。曾亞非會長指出：從人才需求看，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主辦的中國人力資源市場網發布的2013年全國部分省市人才服務機構市場供求情況分析報告顯示，2013年全年營銷類人才需求主要包括“市場營銷、公關、銷售”和“百貨、連鎖、零售服務”兩類職位群，營銷類人才需求始終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并且占了全部人才需求的29.61%，接近三分之一，全年營銷類人才崗位需求約400萬個。2014年第3季度的數據也顯示，營銷類人才需求也依然位居人才需求的第一位,占全部人才需求的28.21%，共計101萬個崗位需求。從人才供給看，在全日制學歷教育領域，其中應用型本科設置了市場營銷專業，高等職業教育設置了市場營銷專業、市場開發與營銷專業、營銷與策劃專業和連鎖經營管理專業，以上高等職業教育與市場營銷相關的4個專業，截止到2012年共有1431個專業點，在讀學生308346人。此外中等職業教育也設置了市場營銷專業和連鎖經營與管理專業。一方面市場營銷人才需求占比近三年持續保持在30%左右，人才需求旺盛。另一方面高校培養的市場營銷專業學生很難就業，所以這實際是人才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問題。

    山東省教育廳黨組成員、總督學徐曙光和山東省商業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山東商會副會長宋文模先生也分別代表山東省教育主管部門和對話活動承辦單位致辭，介紹了山東省職業教育的有關情況。

    全體會議上表彰了本年度市場營銷職業教育領域校企合作優秀企業3家和優秀院校13所。此外，還舉行了產教合作簽約和對外交流合作簽約儀式，同時啟動了2014年至2015年市場營銷系列競賽活動。系列競賽活動主要包括全國高校商業精英挑戰賽品牌策劃競賽、流通業經營模擬競賽和營銷模擬決策競賽等賽事活動。

    在全體會議的主旨演講環節，商務部流通業發展司司長向欣和全國商業職業教育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王茹芹分別發表了《流通業創新發展與現代營銷人才的需求》和《中國商業職業教育發展新趨勢》的演講。隨后，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浙江商業職業技術學院、金陵科技學院和深圳市國泰安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分別代表高等職業院校、應用型本科和企業在全體會議上介紹了校企合作典型經驗。

    在全體會議的圓桌研討環節，來自山東商業職業技術學院、江蘇經貿職業技術學院、臺灣行銷科學學會、香港理工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和臺灣特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的代表從國際化的視角下探討在新時代背景下，社會和企業到底需要何種營銷人才，如何才能培養出具有競爭力的復合型營銷人才，并與聽眾進行了精彩的互動。

    11月2日上午，活動根據目前院校和企業最關注的方向，共設置了3個分會場，安排5場分論壇，分別圍繞營銷策劃人才、銷售人才、客戶服務人才、新媒體營銷人才和校企合作等議題進行了廣泛研討。分論壇結束后，各分論壇主持人在全體會議上進行觀點綜述的分享。

    最后，中國國際商會商業行業商會在全體會議上發布了《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促進市場營銷人才培養倡議書》，面向全國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提出了10項倡議。

    據悉，本次活動同期還組織開展了全國高校商業精英挑戰賽流通業經營模擬競賽和全國高校商業精英挑戰賽營銷模擬決策競賽，上述競賽均作為海峽兩岸大賽大陸地區選拔賽，通過選拔共有來自17所院校的17支參賽隊獲得資格于2015年5月赴臺灣參加海峽兩岸大賽總決賽。此外，中國商業統計學會職業教育分會成立大會也與本次活動同期舉行。

 附件：

產教融合與校企合作促進市場營銷人才培養倡議書

    職業教育作為我國教育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推動經濟發展、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的歷史使命，是緩解勞動力供求結構矛盾的關鍵途徑。

    市場營銷在現今的商業環境里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是各類工商企業重要的企業職能，是連接制造業和流通業，連接流通業和消費者的重要的橋梁和手段，以市場營銷為基礎和核心的流通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和先導性產業。

    為貫徹落實《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和《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關于職業教育領域“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的要求，以及“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培養數以億計的高素質勞動者和技術技能人才”的指導思想，本著“交流、合作、共贏”的宗旨和“優勢互補、資源共享”的原則，為推進我國市場營銷領域的產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在此，我們謹向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企業提出如下倡議：

    1、在市場營銷領域建立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對話常態機制，定期舉辦全國職業教育與市場營銷領域對話活動，推動市場營銷職業教育改革創新和科學發展。

    2、共同分析研究國家經濟建設、科技進步和社會發展，特別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對市場營銷職業崗位變化和人才需求的影響，結合國際上市場營銷最新發展趨勢，提出市場營銷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職業道德、知識和技術技能要求，建立市場營銷職業教育專業教學標準與職業標準聯動開發機制。

    3、共同開展全國高等院校推動工商企業品牌建設促進活動，搭建市場營銷職業教育實訓實踐與創新創意平臺，提升市場營銷職業教育服務產業發展的能力。

    4、共同宣貫《國際商會廣告與營銷傳播實務統一準則（2011 年版）》，在市場營銷職業教育領域推動宣傳國際慣例準則；加強對外合作交流，推動開展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促進市場營銷職業教育與國際接軌。

    5、建立政產學研促進市場營銷人才培養協作機制，加強行業協作與行業聯動，及時研究解決市場營銷職業教育工作中的有關問題。

    6、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共建，培育行業特色二級學院，打造行業特色專業。

    7、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積極吸納職業院校教師到行業協會和企業實踐工作，提高教師專業技能水平和實踐教學能力。

    8、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共建“雙師型”教師培養培訓基地，加大職業院校教師培養培訓力度。

    9、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開展委托培養、定向培養、訂單式培養試點工作。

    10、市場營銷領域的行業協會和企業與職業院校合作，共同研究專業設置、教學計劃、課程開發、教材建設等問題，共同組織開展市場營銷職業教育領域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及技能競賽等活動。

中國國際商會商業行業商會

   2014年11月2日

　  繼6月取消58項中央部門設置的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后，近日國務院再次宣布取消了保薦代表人資格許可等67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從名單來看，一些比較熱門和專業度比較高的證書也赫然在列。有業內人士認為，不再惟證是論，對于職業教育來說，可以讓其真正回歸市場化，而長期以來以“考證”為目的的職業教育，也將向就業為目的的教學本質回歸。

　　從業門檻進一步降低

　　經統計，此次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取消和調整一批行政審批項目等事項的決定》中，共取消專業技術人員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共26項，其中準入類14項、水平評價類12項；取消技能人員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共41項，其中準入類1項、水平評價類40項。尤其是關于保薦代表人資格許可的取消引發了極大關注，憑證高薪至此徹底成為歷史，投行的準入門檻被極大降低。

　　據了解，此次名單有兩大特點，一是落后于時代的證書被取消，二是沒有法律依據的證書被取消。

　　好學教育總經理肖松柏告訴北京商報記者，由于過去國內人才素質偏低，學校專業數量少，為更有效地進行人才分工和細化，所以需要設立各種職業資格證來強制達到人才培訓的效果，“但現在這些證書已經失去了時效性”。

　　此外，許多證書對于在職和求職人員也成為困擾。在實際應用中，不少企業和單位對資格證的要求流于形式，有證沒證在工作中其實并沒有太大區別，但由于證書的硬性要求仍需要人們花費時間學習考試，也就造成了資源浪費。

　　招聘格局或被改寫

　　取消證書后，帶來的直接影響便是部分行業將從此告別惟證入門的招聘情況。在沒有一個統一的指標篩選人才后，行業協會和企業自身的能動性便得以充分發揮。

　　一方面，這倒逼用人單位建立自己的人才錄用和考核標準，以及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之前的資格證是由政府組織起的考試，取消證書后實際上是擺脫了政府對用人單位的干擾?！?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取消證書后，個人的能力和素質將成為用人單位關注的重點，沒有資格證的阻礙也能更加全方位地吸引各類人才。

　　另一方面，行業協會以及各類社會機構可以針對本行業的需求對求職者進行勞動技能培訓，實現獨立自主的職業培訓而非政府出面干預。熊丙奇表示，用人單位考核一般都為兩個層面，一是由本單位組織考察，二是認可特定機構的培訓和測評結果。通過這種獨立自主的方法，用人單位能找到真正適合本行業的人才。

　　職業教育回歸市場化

　　有業內人士認為，盡管自6月以來，一系列被取消的職業資格證接踵而至，但這樣并不意味著職業資格證從此沒有存在的必要，仍需要根據行業的自身特點來進行取舍。對于律師、醫師等行業，資格證顯然是必要的；對于并無特殊要求的行業，實際上沒有必要設立資格證作為門檻阻礙正常就業。同時，取消資格證對培訓機構影響并不大，反而有利于其未來發展。

　　肖松柏認為，取消即是求變，即是創新。“時代在進步，職業教育也將會隨之變革。這次取消證書意味著下一步職業培訓將會更加針對市場所需要的人才而變化。”

　　同樣，熊丙奇也表示，政府對職業培訓的放權將會“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鞍颜穆毮芟路诺叫袠I機構，放到用人單位，對勞動者和用人單位而言都是必須行之的?！?nbsp;

黃達人 汪龍華攝

    在一場齊聚全國職業院校領導的會議上，討論的焦點不出意外地落在了半年前召開的2014全國職業教育工作會議上。

    用中山大學原校長黃達人的話來講，這場“前所未有”的會議“在社會上引起了更多對職業教育的關注和討論”，順帶著，職業教育這個詞語也成了熱鍋上的油，“一點開網頁全是各種對其的討論”。

    從985高校校長退休后，黃達人校長選擇了“傾聽”和關注職業教育，他走訪了幾十所高職院校，發現高職界對會議的態度很鮮明：國家最高層開始關注職業教育，從這個意義上講是一個大好的形勢。

    事實上，黃達人同樣認為，國家通過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銜接中高職，打通職業教育斷頭路，提高了職業教育辦學層次，增強了職業教育吸引力。

    這樣一種自上而下對職業教育的重視令不少職業院校感到欣喜，“職業教育的春天好像來了”。但同時，黃達人也注意到另一部分高職院校長的聲音，“他們認為國家更多在關注中職教育，高職教育好像又是春天又不是春天”。

    話說到這里，黃達人對現場來自全國137所職業院校的260多名中層干部拋出了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下職業院校如何來應對？如何走好自己的路？

    充分尊重學生的選擇 不要讓學生一考定終身

    關于職業院校的前程路在何方這一問題，黃達人的回答很簡單：職業院校的前程依然存在于建立職業教育體系之中。

    談及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的認識，這位擁有幾十年工作經驗的教育工作者開門見山：“我反對把職教體系獨立于高等教育體系之外?！彼硎荆崖殬I教育獨立于整個教育之外，反而是降低了職業教育的身份，無法提高職業教育的地位。

    因此，黃達人強調，應該把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放在完善中國教育體系的背景下提出，充分考慮與整個教育體系的融合，把高等職業教育放在高等教育的框架下去考慮。而且“要將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融合，才能使得職業教育的地位獲得提升”。

    不過，他同時希望現場所有職業院校去思考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要建職教體系？究竟是國家需要這么一個框架還是學校需要？”

    黃達人提高嗓門說，在職業教育體系中，最重要的一層是學生?！耙浞肿鹬貙W生的選擇，不要讓學生一考定終身，不要一次分流就決定他一生，而且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給他選擇的機會?！彼f，“為了學生”是建立職教體系最重要的出發點，所以“大學的管理者應該都朝大的層面想想，也要從學生的層面想想，尊重學生的選擇是體現學生為本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關于這一點，一所985高校校長的一席話讓黃達人感觸頗深，這位校長曾明確提到，學校的定位是“希望能培養出更多科學家”，但同時，校長也很堅定地表示，“不能因為這樣的定位而要求每一個進了學校的學生都要做科學家，學生自己選擇進來，應該讓他們自己選擇。我認為好的辦學者，就是學校要尊重學生?！?/span>

    所以，“職業學校也是一樣，有學校的定位，有整體的培養計劃，也要給學生選擇的自由，這是建立職教體系最重要的出發點?！秉S達人說。

    正因如此，前不久《中國青年報》“學生棄北大讀技?！钡膱蟮酪沧岦S達人感慨，“這樣的報道很好。自由意愿應當尊重，未來，如果這樣的事情不再是新聞了，那么職教的春天也就真的到來了?！?/span>

    內涵建設不要成為同一個模式

    建立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地方本科轉型這個思路被提出后，黃達人走訪了不少地方本科院校。讓他感到意外的是，幾乎所有學校都向這個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的職教組組長討價還價，“都在問能得到什么資源，每個學校都是這個問題”。

    作為中山大學曾經的校長，黃達人坦言，自己很理解這些學校的校領導，“作為一個管理者不考慮自己學校，就不是一個稱職的管理者，但是我認為學校層面可能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辦學定位做好，立足于定位進行內涵建設”。

    不談能拿什么資源拿什么“好處”，而多想想自己在建立職業教育體系的進程中該做些什么，這是黃達人希望能傳遞給職業院校的思路。

    “職業院校不僅要醒得早，還要做得早?！彼f。

    那么，醒得早了，職業院校要做些什么？黃達人的建議是，內涵建設。

    “高校辦學水平不體現在辦學定位上，服務于定位的水平才真正彰顯辦學質量。”第一個被搬到臺面上討論的話題，黃達人堅持認為，應是明確辦學定位。

    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曾接待了不少前去學習取經的國內職業學院管理層。該校前院長林靖東表示，到南洋理工學院來學習的國內高職院校很多，其中比較多的人是關注操作層面的做法。但是，“要借鑒和引入外國的辦學理念和模式或者辦學特色，最重要的不是模仿而是學習它的內涵，然后發展自己學校的特色，最后還得走自己的路。國內的職業院校只能用作參考，作借鑒，而不要去模仿”。

    所以，黃達人補充說：“推進內涵建設也不要成為同一個模式，同一個指標體系，越是強調內涵建設就越要強調學校自己的定位，找出自己的特色?！?/span>

    除了部分職業院?！耙桓C蜂地走研究型道路”的辦學理念，黃達人還想糾正一個觀點：科研和教學并不對立。

    如今，社會上有一種看法，把教學與科研對立起來，不明白科研是為了出成果還是培養學生。黃達人認為，“在大學里進行研究工作是為了科研成果嗎？不是，是為了培養人才，通過科學研究讓更多人接受科學的訓練，走到社會崗位，這是學校開展研究的目的?！?/span>

    他列舉了溫州職業技術學院的例子，該學院院長丁金昌介紹，學校針對小微企業成立了很多研發平臺，把企業引進來。但在所有的研發平臺里，老師、學生的崗位全都是有的。

    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學生崗位的話，就變成企業自己的研發中心了”。

    此外，雙師型隊伍建設、校企合作模式、人才培養和教學改革、校園文化氛圍建設、校友工作也是黃達人期待職業院校去積極探索的領域。

    “每一位中層干部都要發揮主動性”

    方向既已明確，具體到人，該如何去做？

    面對在場的200多名職業院校中層干部，這位退休老校長談起了中層干部尤其是宣傳部長該做些什么。

    “中層干部要有主動性”，黃達人打了個比方，在重大決策上，一定要是“處長出主意、校領導拿主意”。因為對于中層干部來講，“處長無功便是過”。

    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所有的工作都是通過處長布置，處長就是要出主意，碰到問題得拿出方案來，而不要碰到問題就問領導這個事情怎么辦，要多匯報少請示”。

    正因如此，黃達人希望包括宣傳部長在內的中層干部要有追求，不但能積極謀事、成事，還要能解決新問題，最好能引領部門的發展。

    具體到宣傳部長如何在推動學校建設的過程中發揮自己的主動性，黃達人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認為，宣傳部長最基本的工作是對內對外，做好宣傳。

    “這是一個大有可為的時代，需要更多的實干家。職業院校的宣傳部長要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與其抱怨，不如實干?！秉S達人勉勵在場的所有宣傳部長。 

陸士楨 秦紀棟攝

    “社會變遷中的高職學生是‘被標簽化’的群體，自我實現的愿望和現實世界的沖突讓他們時時刻刻受到困擾?！痹?014全國職業院校宣傳部長聯席會議年會上，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原黨委書記陸士楨教授的發言直指被誤讀的高職學生這一現象。

    拋開社會已有的成見，這位青少年研究領域的專家希望為260多名高職院校政工宣傳干部還原一個真實的高職學生的形象。

    陸士楨曾近距離觀察過當下社會變遷中的高職學生，她覺得，“用一句話或者一個特征來描述一個群體很難”。了解后，她發現，這個被貼上了諸如“學習差”、“不靠譜”、“習慣差”的群體其實發展日趨個性多樣，且表現出的形態也各異。

    比如，這個群體和大部分青年一樣，人生目標和價值追求單一，專業選擇缺乏理性，“真正因為熱愛去選擇專業的人有，但是相當多的人在這個問題上是盲目的”。因此，陸士楨得出結論，這種狀況下“高職學生的心理相對比較脆弱”。

    脆弱的不僅是心理。陸士楨指出，高職學生大多學習自覺性較差，動力不足。往往，很多職業教育從業者會采取更加“霹靂”的手段來“糾正”這些“毛病”，但陸士楨認為，解決這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幫助高職學生找到自我，“幫他們從世俗的社會評價模式當中真正解脫出來，找準自己，找到自己”。她說，只有高職學生自己想透了“我的人生我做主”，自己走自己的路，不為了別人穿“高跟鞋”，才能真正萌發學習發展的動力。

    另一個比較顯著的特點是，高職學生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頻繁、尖銳，比較容易受到社會文化潮流的影響。她發現，高職學生比一般的大學生更容易受到社會的影響，原因很簡單，“不管是實習還是其他方面，高職學生和社會接觸的都更多”。

    也因此，這位已退休的高校管理者希望如今職業院校的老師和管理人員能去嘗試理解高職學生，不要用自己的標準去衡量他們，“這些學生面臨著多種誘惑和壓力，這點我們必須明白。跟我們比，這一代人其實活得艱難得多?！眹@口氣，陸士楨說。

    當然，在道德層面，高職學生也呈現出某些新特點，這也和這一代青年相同。陸士楨打了個比方，一個高職學生從醫院門口過，醫院說一個孩子得了白血病，他兜里面有3元，他隨手放到捐款箱了，“這個行為可能不那么高尚，但是有一個特點是純自覺，他既沒有打算受老師表揚，更沒有打算上報紙。事實上也沒有人強迫他，那么他的唯一動機就是他心里真的覺得這個小孩挺可憐的”。

    陸士楨也就此向職業院校領導建議，摒棄傳統的道德教育模式。她說，那些過度重視傳遞價值，整天給人講革命道德，又或是重視行為習慣養成的話，其實效果并不好。

    相反，“其實情感的體驗和啟迪對今天的高職學生來講特別重要，你讓他們試著做，比如說志愿服務和社會實踐，這些行為帶來的情感體驗遠比你給他們講這些更好”。

    解讀之外，陸士楨向所有教育從業者發問，“對教育的要求，咱們國家說的是人民滿意，那到底要如何理解人民滿意呢？”

    “孩子上一個好學校，將來有一個好工作，這叫人民滿意嗎？”她提高嗓門自問自答：“這不是真正的人民滿意。每一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人，所以立德樹人是根本任務?！?/span>

    陸士楨希望職業教育從業者能牢記這句話，也借此扭轉自己的固有觀念，“職業教育不是追逐所謂世俗的成功，職業教育的根本任務同樣是立德樹人，其實這也是家長內在的根本需求，所以要全面實施素質教育，讓每一個高職學生能在這個社會上真正的安身立命”。

    她也向與會代表強調，要把對高職學生單純的被動教育轉化為科學成長發展的輔導，把高職學生變為發展的主體。

    換句話說，即“不是學校要把高職學生塑造成什么人，而是學校推動學生發展，發展的目標不是對社會作什么貢獻而是滿足自己的需求”。

    如何保證這個需求不“跑偏”？陸士楨的建議是，抓好黨建，相信理性的價值觀具有對高職學生的影響力。同時，必須改革政治理論課，以高職學生的發展為主線；重視專業發展教育，以多種形式激發學習自覺性；構建心理危機渠道和就業資助體系；加強網絡虛擬載體建設；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強化社會性；搞開放式教育，重視道德辨析，討論高職學生身邊的社會價值問題；建構獨具特色的校園文化，將其活化為對學生的德育工作；建立完善學生工作的社會動員機制，資源的整合機制，項目化運作、社會化發展機制。

    此外，陸士楨向職教界人士推薦了成長小組學習模式。用香港人的話說，這個模式就是“分享成長的快樂與痛苦”，陸士楨希望通過這個模式，讓高職學生學會傾訴和傾聽。

    在陸士楨心中，“被標簽化”的高職學生不應受到歧視，這一代青年都是社會活力的源泉和基礎，所以，職業院校別光顧著就業率、升學率，也該好好思索怎么樣讓高職學生真正地“活”起來。

李華 繪

　　對于大多數中職學生來說，中考一考就定了“終身”，進了中等職業學?；旧暇褪侵苯泳蜆I一條路走到底。其實，中職學生是一個變化和發展中的群體，可塑性很大，定向過早不能體現以學生發展為本的教育理念。

　　11月12日，浙江省教育廳宣布，全面深化中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課程改革方案提出，以國際上“普職融合”教育大趨勢作為改革取向，著力構建中職教育的選擇機制，打破學生多樣化發展的制度瓶頸。浙江省教育科學研究院是課改方案的主要參與者，為詳細了解課改有關情況，記者采訪了該院院長方展畫。

　　記者：浙江省的職業教育一直走在全國的前列，高位發展。據我所知，浙江省早在2007年就啟動了中等職業教育專業課程改革，此輪課改，與上一輪有何聯系和區別？

　　方展畫：此輪課改是對上一輪課改的深化。上一輪課改僅僅局限于中職專業課程內容和專業教學方法的改革，在專業教學范疇內探索“理實一體”的課程內涵變革，并且改革的取向是培養一線技術工人。此輪課改則涉及包括公共課在內的整個中職課程，是在課程制度層面上進行整體設計，同時，融入了“選擇性教育”、“工學交替”、“現代學徒制”、“做中學”、“彈性學制”等新的教育元素，因此，是一項更加系統、更為綜合、更有深度的改革。

　　記者：從強調類型特點到關注“普職融合”，為何會有這種調整，或者說回歸？

　　方展畫：中職教育發展到了今天，我們感到有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亟待破解。例如，中職學校文化課教學和專業課教學呈二元結構，文化課與專業課“井水”“河水”涇渭分明，事實上很不利于中職學生的成長——中考一考就定了學生“終身”，進了中等職業學校大多數學生基本上就是直接就業一條路走到底。我們認為，中職學生是一個變化和發展中的群體，可塑性很大，定向過早不能體現以學生發展為本的教育理念。關鍵在于如何改變職業教育的內容與方法，讓中職學生從“要我學”變成“我要學”。一方面，我們將積極探索文化課改革，將“學術性”的知識體系改為“應用性”、學以致用的模塊化知識，通過“做中學”或“學中做”有機整合文化知識與專業理論；另一方面，通過有效的專業體驗和認知，提高學生學習目的性和積極性，讓學生按照自己的興趣特長自主選擇多樣化的文化課程和專業課程，切實提高學習效率。需要強調的是，圍繞“選擇性”構建起來的中職課程體系中的文化課教學，絕不是普通高中文化課教學的翻版，而是與專業教學相結合、相融通的以“應用性”為取向的、融入職業（專業）元素的文化課教學。我們已著手進行“應用語文”、“應用數學”、“應用英語”等文化課程的開發。在這個意義上，“普職融合”是一種新的課程模式，不是簡單的回歸。

　　記者：這次課改秉承的原則或者是總體思路是什么？

　　方展畫：這次中職課改，我們強化了選擇性。以學生的充分發展為教育之本，尊重學生的可塑性變化，尊重學生的興趣特長，尊重學生的成長意愿，賦予學生更多的選擇課程、選擇專業、選擇學制權利。我們還要彰顯專業性。上一輪課改確立的專業課程模式，我們將繼續貫穿于就業教育與升學教育始終，在夯實專業教育的基礎上，分別開發、開設能夠滿足直接就業需要的課程系統和繼續升學需要的課程系統，建設既具有職業教育特點又能適當融合普通教育的多樣化職業教育課程體系。

　　我們很注重增強課程的實效性。課改要破除舊的教育觀、教學觀、課程觀、評價觀，改革與學生的多樣化發展不相適應的教學方案、課程內容、教學方式和管理模式，促進學校內涵發展，提高教育質量與效益。同時，我們也很注重課程的靈活性。從學校實際出發、從教學實際出發、從學生實際出發，采用靈活多樣的形式，利用靈活多樣的資源，創新靈活多樣的途徑，充實和豐富職業教育教學形態。

　　記者：這次課改的創新點和亮點體現在哪兒？

　　方展畫：最大的亮點，在于我們建立了可以讓學生進行多次選擇的機制。學生在校期間，經過一學期適應性學習后，圍繞直接就業或繼續升學可以進行不少于兩次的選擇，包括選擇專業方向或專業，符合條件的學生還可以選擇提前畢業或延期畢業。為加強對學生學習選擇的專業指導，我們將實施學生“成長導師制”，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尤其是在專業學習過程中逐步發現和培育興趣，明晰成長方向，樹立發展目標。

　　我們優化了選擇性課程體系，課程體系由“核心課程模塊”和“自選課程模塊”組成?！昂诵恼n程模塊”屬于必修課程，由公共必修課程和專業必修課程組成，按1∶1比例分年段設置，確保專業理論教學和核心技能培養的中心地位。“核心課程模塊”教學時數原則上不超過總時數的50%。“自選課程模塊”供學生自主選修，屬于校本課程，分“限定選修”和“自由選修”兩種?！跋薅ㄟx修”旨在保證學生選定學習課程的相對系統性和豐富性，保證學生學習成長方向的一致性，原則上學校要按二選一的比例向學生提供“限定選修”的課程科目，課程之間應努力體現彼此一定的邏輯關聯。“自由選修”課程可以涵蓋較廣泛的內容，包括通識課程、專題講座、社團活動、社會實踐等。“自選課程模塊”教學時數原則上不能低于總時數的50%?！昂诵恼n程模塊”和“自選課程模塊”中均應設置實訓實習課程，原則上，為直接就業學生開設的實訓實習教學時數不低于總時數的50%，為繼續升學學生提供的實訓實習教學時數不低于總時數的30%。

　　在教學組織方式我們也有所創新，將逐步推行“走班制”、“學分制”、“彈性學制”等現代教育教學組織形式。在前一階段課改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在工學交替、“現代學徒制”理念引領下的教學組織方式變革，嘗試“做中學”、“學中做”等體現“理實一體”的教學方法，開展“導生制”、“導學案”等學習方式的探索，探索“多學期制”，鼓勵學校將學年按不同的教學功能分成若干個“交替式”的長短學期。

　　我們還要建立健全與選擇性課程體系相適應的教學評價新體系，為每一門選修課程制定課程標準，規定課程性質、教學目的、教學內容、教學時數以及實施建議。

　　記者：可否介紹一下課改推進的路線圖？

　　方展畫：這次課改，我們采取了整體規劃，漸次推進的方式。2014年先選擇一批職業教育辦學思想鞏固、有強烈改革意愿和較好改革條件的中等職業學校進行試點，試點學?？梢哉＿M行試點，也可以選擇部分專業進行試點。2015年選擇若干個市、縣（市、區）整體進行試點，2016年力爭在全省中等職業學校全面推廣。

    教育部等六部門出臺《關于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的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醫教協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是醫學人才培養機制改革的重大創新。

    醫教協同培養臨床醫學人才，是時代要求，也是群眾期盼。黨中央、國務院深化醫改的戰略部署，對醫學教育服務醫藥衛生事業發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適應醫改需求，滿足醫改需要，是歷史賦予醫學教育的新任務。今天，“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成為共識，為了緩解老百姓“看病難、看好醫生難”的現狀，必須培養一大批具有良好職業素養和創新精神的臨床醫學人才。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教育、衛生等部門緊密配合，醫學教育必須主動服務醫藥衛生事業發展。

    醫教協同，意味著教育與衛生等相關部門進一步加強合作，創新人才培養體制機制，構建合作育人、合作發展、合作共贏的新局面。此次出臺的《意見》，一大亮點是創新了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機制。通過醫教協同，加快形成臨床醫學人才培養與衛生計生行業人才需求的供需平衡機制，加快構建符合醫學教育規律的人才選拔機制，加快實現醫學本科教育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無縫對接，加快完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銜接機制，最終實現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醫學教育體系的有機銜接。

    醫教協同培養醫學人才對于教育綜合改革也具有示范意義。教育事業涉及方方面面，單打獨斗式的改革孤掌難鳴，必須內外協同、系統推進。辦好教育、推進教育綜合改革需要全社會的共同努力，需要其他各項改革相配套、相支持。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等領域的改革也必須動員、吸引廣大師生乃至社會各界支持、參與、推進，探索跨部門合作，形成良好的改革氛圍。

    新華社北京11月27日電（記者 施雨岑）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可穿戴設備……這些正在或即將在教育和學習領域應用的科技成果，連同逐漸為大眾所熟知的“慕課”，將會對我國傳統教育領域產生怎樣的沖擊？中國教育應當如何應對科技變革時代所帶來的挑戰？今天在北京召開的2014中國國際遠程教育大會上，專家學者就這些問題紛紛闡述了自己的見解。

    所謂“慕課”，是“大規模網絡開放課程”（A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的首字母縮寫MOOC的音譯名稱。在專家看來，這是一種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授課者和同樣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學習者通過教與學聯系起來的大規模的線上虛擬教室。借助“慕課”平臺，一個美國的教授可以瞬間就擁有一個容納全球幾十萬人同時“上課”的虛擬大教室。

    據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介紹，“慕課”于2012年在美國興起，它提供了包括注冊、討論、輔導、完成作業和考試在內的教育全過程服務，有助于實現受教育的機會公平?！敖窈蟮拇髮W教育，面對面授課或許會成為一種奢侈品?！彼f。

    全國高?，F代遠程教育協作組秘書長嚴繼昌認為，包括“慕課”在內的現代遠程教育的發展，能夠有助于滿足人們接受終身教育、繼續教育的需求，特別是對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群眾。

    一些與會嘉賓則從更加現實的角度闡述了自己的看法。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副司長劉建同表示，中國的現代遠程教育發展重點，應該落在培養具有高附加值的創新型人才上。遠程教育必須有就業意識，提高人才的就業質量，通過遠程教育將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化為人才紅利，讓“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盡展其才”。

    據介紹，一年一度的中國國際遠程教育大會自2002年開始舉辦。本次大會由《中國遠程教育》雜志社主辦，主題是“科技引領未來學習——教育變革時代的戰略選擇”，分為“大學MOOC發展高峰論壇”、“高校網絡教育與繼續教育院長高峰論壇”、“大學MOOC名師論壇”等數個環節。來自全國高校主管“慕課”建設的大學校長、相關領域的政府官員、國內外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等2000余人參加了大會。

    當“看病難”、“看好醫生難”成為公共醫療遭遇的普遍困境時，當醫患矛盾事件每每敲擊人們敏感的神經時，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衛生服務需求，進一步完善醫學教育制度，建立和完善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尤為迫在眉睫。

    近日，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印發《關于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的意見》。11月27日，教育部、國家衛生計生委、國家中醫藥管理局三部門聯合召開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工作推進會，標志著新一輪醫學教育改革全面啟動。

    臨床醫師是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核心力量，其能力和水平直接關系著公眾的健康和生命權益。如何培養出人民滿意的好醫生？如何不斷創新醫學人才培養模式？如何加強醫學生醫德教育？如何實現醫學教育制度的深層次改革與創新？教育部黨組成員、部長助理林蕙青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

    醫學教育改革邁出重要步伐

    悉心翻看《意見》文本不難發現，《意見》政策指向鮮明，即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醫教協同，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著力培養人民滿意的臨床醫師。“以‘服務需求，提高質量’為主線，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強化標準，加強建設，全面提高臨床醫學人才培養質量”的改革指導思想赫然在目。根據該《意見》提出的總體目標，到2020年，將基本建成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有機銜接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實現院校教育質量顯著提高，畢業后教育得到普及，繼續教育實現全覆蓋。

    “《意見》是2013年以來，根據劉延東副總理關于‘加強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借鑒國際經驗，加快建設適合中國國情的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廣泛調研，總結上海試點經驗，借鑒國際經驗，會同國務院有關部門系統謀劃、頂層設計，共同形成的。”林蕙青指出，針對醫學教育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意見》明確了醫教協同深化改革，的指導思想、總體目標、近期任務、路線圖和時間表。

    據了解，2011年，教育部、原衛生部聯合召開了全國醫學教育改革工作會議，對醫學教育綜合改革進行了系統推動。3年來，醫學教育改革發展提速，取得了顯著成績，形成了一批改革成果。上海市等地“5+3”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試點取得突破性進展，面向基層的全科醫生培養工作加快推進，學生醫德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進一步加強，醫學教育管理體制改革進一步深入，醫學教育投入不足問題得到緩解。特別是2013年底，衛生計生委、教育部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的指導意見》，為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提供了根本性和基礎性的制度保障。

    林蕙青坦言，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從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服務需求看，醫學教育仍存在一些深層次問題和困難。突出表現在：一是醫學教育學制學位多軌并存，體系有待進一步優化。二是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制度建設，特別是職業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有待進一步加強。三是支撐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制度的育人機制、條件保障亟待完善。此外，醫學教育如何更加主動適應醫藥衛生事業發展需要，把握發展節奏，優化調整結構，提高教育質量，也需要不斷努力，加大力度，推動各項改革不斷深入。

    黨中央、國務院歷來高度重視醫學教育改革和醫學人才培養工作。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特別是關于教育改革、人才培養和醫療衛生事業改革發展的重要論述，為全面推進醫教協同、深化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指明了方向。李克強總理對醫改和醫學人才培養十分關心，強調指出，醫教協同是培養臨床醫學人才的有效途徑，人民群眾需要更高水平的健康衛生，要加大改革創新力度，加快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醫學人才培養體系。劉延東副總理多次就“醫教協同推動醫學教育改革”作出重要批示。中央領導同志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為深化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提供了根本遵循。

    林蕙青表示，此次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明確了中國特色的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目標，明確了建立醫學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的醫教協同培養體系，統一了“5+3”培養路徑模式，突出了醫學理論與臨床實踐相結合、臨床能力與人文溝通相結合、專業素質與醫德素養相結合的培養內容與方式，是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臨床醫學教育制度的重大突破，是實現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機制改革的重大創新，標志著我國臨床醫學教育發展進入到新的歷史階段。

    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意見》明確指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的近期任務是加快構建以“5+3”（5年臨床醫學本科教育+3年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或3年住院醫生規范化培訓）為主體、以“3+2”（3年臨床醫學?？平逃?2年助理全科醫生培訓）為補充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醫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科學，醫學教育具有周期長、分階段細、連續性強等特點。國際經驗表明，培養一名合格的、高素質的臨床醫生，必須經過嚴格的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包括住院醫師、專科醫師培訓）。其中，畢業后教育特別是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是“醫學生”成長為“合格醫生”的必由之路，是實現“學生”向“醫生”轉變的關鍵環節。我國現行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制度是，學生經5年甚至更長時間的院校教育，畢業后即到各類醫療衛生機構，經短期培訓即從事臨床醫療工作，缺乏標準統一、基地合格、管理嚴格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這就導致不少臨床醫學專業畢業生，缺乏實踐能力，無法勝任臨床工作。

    “此次醫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重在借鑒國際先進經驗，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標準化、規范化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標準，實施相對統一、嚴格規范的醫學生職業素養和臨床實踐能力培養，形成更加同質化的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提升臨床醫師隊伍的整體水平?！绷洲デ嗾f。

    “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生規范化培訓的緊密銜接是實現標準化、規范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最重要的著力點?！绷洲デ啾硎?，有四項重點推進工作：一是實現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在各人才培養環節上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緊密銜接、相互融合，實現招生與招錄、培養過程與培訓過程、學歷學位授予與職業規培證書發放相結合。2015年起，新招收的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同時也是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住院醫師，他們具有“雙重身份”，其臨床實踐訓練與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住院醫師要求一致，合格的畢業生可獲得執業醫師資格證、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合格證書、碩士研究生畢業證和碩士學位證等四證。二是調整7年制臨床醫學專業招生培養工作。從2015年招生起，7年制臨床醫學教育將全面調整為“5+3”一體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學生在完成5年學習考核合格后，可免試進入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學習階段。三是改革同等學力人員申請碩士學位辦法，使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同等學力申請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工作有機銜接。四是探索臨床醫學博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逐步建立“5+3+X”培養高水平臨床?？漆t師的制度。

    明確的人才培養標準還需要嚴格的規范保障。林蕙青將這種“嚴格”歸納為課程體系、基地建設和質量監控三個環節的“嚴”。既要圍繞知識、技能、素養等嚴抓課程體系建設，切實培養臨床能力，又要注重分類指導、協同建設、動態評估，提升臨床培訓基地建設水平，還要圍繞準入、過程、考核，嚴把質量關，切實保證培養質量。

    “構建標準化、規范化人才培養體系的關鍵是建立醫教協同育人機制?！绷洲デ啾硎?，這種機制體現在教育與醫療衛生機構的密切聯系，體現在研究生教育與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相互融合，體現在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繼續教育三階段醫學教育體系的有機銜接，還體現在教育與衛生部門之間的工作協調配合。此外，統籌利用政府、學校、醫院、社會等各方面資源，健全多渠道籌措經費的機制。一方面增加了對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建設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按照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標準，將進一步提高臨床醫學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參加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的經費支持力度。

    作為“醫教協同”的試點，上海市已經開展了很好的試點。該市以建立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制度為突破口，推進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與體系構建，實現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與臨床醫學碩士培養結合，推進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改革。2010年至2014年，上海市共招收住院醫師10981名，目前已合格出站4281名。其中上海5所醫學院校累計招收4屆臨床醫學專業碩士2191名，633名通過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成長為合格的臨床醫師。上海市在改革創新的實踐層面，抓住了“全”、“嚴”、“合”三個關鍵字，即以醫教協同為平臺，系統設計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模式，突出一個“全”字；以培養“會看病”的好醫生為目標，抓好臨床醫學人才培養的關鍵環節，突出一個“嚴”字；以體制機制建設為重點，為臨床醫學人才培養凝聚合力，突出一個“合”字。

    全面推動醫學教育改革，更好地適應衛生行業需求

    “目前衛生計生部門正在編制《全國醫療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綱要（2015-2020）》，醫學教育在規模、類型、結構等方面都要更加主動地適應衛生行業發展需求。”林蕙青強調，要從把握好醫學教育發展規模，進一步加強中醫藥教育教學改革，統籌各類醫學專業協調發展，使高等學校成為醫學繼續教育重要基地等四個方面下功夫。

    “基于我國城鄉、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國情，在相當長的過渡時期內，還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開展3年專科教育加2年助理全科醫生培訓。”林蕙青將以“3+2”模式作為“5+3”模式重要補充的初衷解讀為培養“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醫學畢業生。一方面要緊密圍繞基層醫療衛生服務的基本要求和工作特點，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強化到基層醫療衛生機構見習、實習實踐，著力提高醫學生的基本診療能力和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另一方面要強化醫學畢業生服務基層的政策保障。中央財政從2010年起為中西部鄉鎮衛生院訂單定向培養免費醫學生，就是加強基層醫療衛生隊伍建設、緩解基層醫務人員短缺的重要舉措。

    提到臨床醫學人才培養，醫德醫風、醫患矛盾是個繞不開的熱點?！搬t生的職業特點要求從業者必須具有崇高理想、高尚品德和仁愛之心，醫學教育更應強調以德為先?！绷洲デ啾硎荆舜吾t教協同深化臨床醫學人才培養改革要求將醫德教育貫穿于人才培養全過程，著力加強職業道德、醫學倫理、社會學、法律等職業素質教育，注重人文關懷精神和人際溝通能力培養，使醫學生具有高尚的職業道德情操和關愛病人、尊重他人、尊重生命、團隊合作的良好職業素養。

    林蕙青強調指出，醫教協同構建標準化、規范化人才培養體系，是一項系統工程，任務艱巨，必須全力以赴，攻堅克難。一是加強各級各部門之間的醫學教育工作協調，建立有效的醫教協同工作機制，及時研究解決醫學人才培養工作中的重大問題。二是根據國家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標準，加快附屬醫院、教學醫院等標準化、規范化臨床教學基地建設，保障專業學位研究生和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人員不同階段學習的順利實施。三是統籌資源，加大對醫學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臨床醫學專業學位研究生經費保障機制。四是及時出臺配套政策，并推動各地在堅持統一標準的前提下，因地因校制宜，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推動醫教協同深化改革，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標準化、規范化醫學人才培養體系。

　  本報新疆和田11月26日訊（記者 蔣夫爾）教育部副部長魯昕今天在新疆和田地區調研教育工作時強調，要進一步抓好雙語教育，切實提高少數民族雙語教育質量，加強民族團結，加快發展中等職業教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副主席田文陪同調研。

　　魯昕一行先后來到和田地區墨玉縣喀瓦克鄉和吐外特鄉的中學、中心小學、幼兒園，調研中小學雙語教育、民族團結教育和中等職業教育。她每到一所學校，都走進教室與學生教師親切交談，與學生充分互動交流，查看學生的作業、考試卷以及學習成績單，通過現場測驗、回答問題、交談詢問等方式，詳細了解學生雙語學習情況以及雙語教師隊伍建設情況。

　　調研中，魯昕對和田地區雙語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績給予充分肯定。她要求要努力提高雙語教師能力和水平，加強雙語教師教研活動，開展集體備課，充分利用信息技術和遠程教育提供的優質教育資源，切實提高雙語教育質量。

　　魯昕指出，抓好雙語教育是對娃娃負責，對提高民族地區教育質量十分重要，各地要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在提高雙語教育質量上下功夫，把工作重點放到抓質量上來，切實采取多種措施，努力抓好雙語教育工作。

    自己掏錢請學生吃飯，讓孩子感受家的溫暖；身患多種疾病，仍堅持辦學，20年矢志不渝……他就是安徽省桐城中華職業學校的創辦者、“全國第二屆黃炎培職業教育杰出校長”、“誠實守信的中國好人”——82歲的徐智明。

　　 1993年，徐智明從安徽省桐城市教育局退休后，創辦了一所既學技術又學文化的職業學校。

　　 辦學之初，一切從零開始。徐智明和同伴湊錢辦了一家小型聚塑廠，用2000元買了一臺舊吉普車跑出租，開辦職業介紹所，終于用“滾雪球”的方式，把一個借“雞”下“蛋”的培訓班，硬是辦成一所安徽省省級示范職業高中。

　　 如今的中華職校占地108畝，建筑面積2.7萬平方米。學校開設15個專業，已畢業8520人，就業率98%。辦學以來，學校先后培訓粗放型技術人員75410人，為地方經濟發展作出了貢獻。

　　 成就的背后是常人無法想象的艱辛。盡管身患高血壓、糖尿病等疾病，但徐智明在建新校的7個月里，仍然每天早上5點到工地，中午吃方便面，晚上8點回家，整天“泡”在工地上。每年招生期間，他早出晚歸，走鄉串村，用保溫瓶裝上胰島素，隨身帶著給自己注射。

　　 20年如一日的操勞，徐智明付出的勞動報酬已無法用金錢衡量。創業之初，他連續4年分文未取，出差開會都自掏腰包。直到現在，他的工資還遠遠低于教師平均工資水平。他雖掌管幾千萬元的資產，但自己卻非常節省。然而，他為了學生舍得花錢，毫不吝惜。中華職業學校90%的學生來自農村，其中一半以上是家庭困難學生。徐智明先后減免學費40萬元，爭取民政部門救濟和私企老總捐助共61萬元，使貧困生不花錢也能上學。

　　 2010年，學?？傎Y產規模已達4000萬元。徐智明深諳自己年事已高，要想持續發揮教育資源的效益，培養更多更好的人才，唯有將它捐贈給政府。2011年，他向市政府遞交了無償捐贈報告?！拔业娜松鷥r值觀就是奉獻，所以辦學之初我就沒想到為個人謀利益?！毙熘敲魈谷坏卣f。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如今，徐智明正在謀劃著如何適應新一輪職業教育改革的大好形勢，把中華職校辦成服務經濟、造福百姓、讓人民滿意的學校，為更多學生打開成才之窗。

薛紅偉 繪

編者按：

    日前，在第三屆（中國）天使投資與創業教育高峰會上，中國創業智庫理事長趙延忱透露了兩個多少讓人有些遺憾的數字——最早嘗試開辦“創業先鋒班”的一所知名高校，畢業5期學生，畢業生創業人數為“零”；2012年經教育部批準設立創業相關院系的兩所大學，如今學生臨近畢業，選擇創業的人數也是“零”。

    “創業先鋒班”畢業生無人創業，是創業教育的失敗還是一種合乎規律的正?，F象？我們是該取消創業教育，還是該放低期待，給“創業先鋒班”畢業生更多的時間？創業教育還要不要搞，到底該怎么鋪開？本期我們刊發兩篇不同觀點的文章，以期通過爭鳴回歸理性。

“岸上學游泳”怎能教出創業先鋒

    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不確定性”歷練的人，到“創業先鋒班”里學上幾天，就能信心滿滿、闖勁十足地投身創業，那是異想天開。

    ■顧駿

    “創業先鋒班”畢業后無人創業，讓專家們心生質疑：創業教育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其實，這個問題完全是“偽問題”。翻看歷史，創業者尤其是獲得巨大成功的創業者，很多都不是哪所學校教育出來的，無論遠的如陶朱公范蠡，近的如香港李嘉誠、制造業的王永慶、信息技術的比爾·蓋茨、社交玩大了的扎爾伯格、發明“光棍節”的馬云，哪一個是“創業教育”的產出？

    說得再不好聽些，那些給學子進行“創業教育”的老師們又是在哪個領域創業成功的？不客氣地說，這些老師充其量是辦了幾個班，講了幾門課，或者在企業里體驗了一段時間而已，他們離真正的創業還不知道有幾百幾千里。即便自己創業成功，能否帶出下一代創業者，仍然充滿不確定性，否則所有家族企業都可以“傳至千秋萬代”：難道老創業者的耳提面命，既有經驗傳授，又有實習指導，還不如幾門創業課來得效果好？

    創業本身是一個過程，真正的創業者很少是學好了有關創業的“應知應會”，從登記辦證、資金貸款、市場營銷到法律交涉一條龍之后，才“開業”的。講授社會調查的教師常對學生說，“初學三年，天下通行；再學三年，寸步難行”，意思是把社會調查的理論和方法論都搞清楚了，才知道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這話在理，但說的是規范學科的程序和方法要求，不同于創業這類創造性活動。越是樣樣都知道，越是滿眼條條框框，到處地雷加陷阱，沒有了膽量，更沒了直覺或靈感，一步不敢越雷池，課堂上比劃的那兩下，權作意思意思罷了。創業不是教出來的，因為經商是向不確定性要飯吃，市場瞬息萬變，課堂上講的大多屬于“膠柱鼓瑟”、“紙上談兵”，似乎只要記住幾條原理，就可以包打天下。真正的創業者許多是“直覺、大膽、魯莽、冒險、執迷”等“不良素質”的綜合體，車庫里的比爾·蓋茨規劃過日后的微軟？15年前的馬云準備過將“雙11”注冊？凡一開始就“確定無誤”的創業規劃，不成功甚至都沒有啟動的居多。

    說到“確定性”，還真是中國教育深入骨髓的暗病。當下的教育常被詬病為“應試教育”，只為考上大學服務，從來沒有為學生將來的創業做長遠的考慮和準備。應試教育在方法上以題海戰術見長，恨不能將全世界的題目做完了，考試時權當重做一遍，而這樣的目標和戰術概括起來就是盡最大可能通過高考，而不是給學生未來創業所必需的能力。

    長期浸淫在應試教育的環境下，最后出來的學生只會在別人安排好的“確定性”范圍內活動，要把他或她放到市場經濟這樣充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中，會有什么“良好反應”？商機在哪里，他們知道嗎？投資有風險，風險在哪里，他們知道嗎？消費者需求隱藏越來越深，賣點在哪里，他們知道嗎？經濟形勢瞬息萬變，下一個創業時機何時出現，他們知道嗎？一個從來沒有經歷過“不確定性”歷練的人，到“創業先鋒班”里學上幾天，靠“岸上學游泳”，就能信心滿滿、闖勁十足地投身創業，那是異想天開。

    一個社會真要鼓勵和培育創業者，不需要搞什么創業教育體系，那多半是給不會創業的人拿去應付有心無膽創業者的名頭，當不了真。能帶來實際效果的，還是在將創業精神和理念滲透于日常的教育教學之外，依靠全社會形成的氛圍和體制。為求安穩而千軍萬馬擠公務員或事業編制考試的“獨木橋”，寧可在政府機關內熬年頭，也不愿在成長期的民營企業里實現自身發展，如此心態越普遍，一個社會的創業者自然就越稀缺。看看改革初期闖出來多少農民企業家，可謂數不勝數，而今天的大學畢業生畏首畏尾，不敢創業，這到底是教育的問題還是社會環境乃至管理體制的問題？相信許多人已有答案。 (作者系上海大學教授)

“零創業”恰好證明創業教育需加強

    創業教育是否有效，評價指標應是全面、科學、多元的。是否有人即刻創業，只是教育有效與否的眾多指標之一。

    ■鐵錚

    某知名高校5期“創業先鋒班”畢業生中創業人數為“零”，另兩所大學設立創業相關院系的學生選擇創業者也為“零”。這兩個“零”的出現給了一些人否定創業教育的口實，發出了創業教育要不要繼續下去的疑問。筆者認為，這兩個“零”的出現，恰恰是對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創業教育的呼喚，也證明了創業教育只能加強，不能削弱。

    談論這個話題，首先要探討如何評價創業教育的效果。創業教育是否有效，評價指標應是全面、科學、多元的。是否有人即刻創業，只是教育有效與否的眾多指標之一。這一指標占比應該多大，需要加以科學論證。用一個指標來否定整個創業教育的效果，顯然有以偏概全之嫌。再退一步講，即便是一校、一院、一班存在某些問題，也不能因此全盤否定創業教育。

    創業教育是培養人的創業意識、創業思維、創業技能等綜合素質，使之具有一定創業能力的教育。為了適應經濟社會和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創業教育應運而生。創業教育的重點在于教育和引導學生了解創業的必要性、重要性，掌握創業的基本規律、有效方法、實現途徑以及需注重的關鍵問題，以便為學生將來選擇創業之路奠定基礎。如果這一目標基本實現，說明這一教育是有效果的。

    學什么和做什么完全畫等號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前不久，有人公布了所謂專業對口的調查分析，社會公眾很是不以為然。因為學什么不一定做什么，成了當代大學生就業的新常態。當今早已進入“秒殺時代”，整個社會瞬息萬變。教育和職業的需求不可能永遠是一一對應關系。接受創業教育的學生現在不創業，并不等于將來不創業。沒有選擇創業，也不等于學到的創業知識一無所用。

    科技部原部長徐冠華曾說過，學生們學的東西在學的過程中就已經有80%過時了，而將來走上社會用到的80%那部分還沒有誕生出來。但這并不能否定教育的理由，只是說明當代教育的責任更加艱巨，更加需要變革。某校新媒體學院負責人說，現在國內許多著名的新媒體公司CEO都是該院培養的，但他們現在用得到的知識，都不是在學校里學到的。

    有人說，創業本身實踐性極強，舉出了許多創業成功者的例子，試圖證明創業者不是靠教育培養出來的。這樣說并非沒有道理。但科學的教育對實踐的指導意義毋庸置疑。從眾多或成功或失敗的創業中總結提煉出來的規律，以恰當的方式傳授給學生，可以幫助他們少碰釘子、少走彎路。

    當然，這并不是說現在的創業教育就完美無缺了。兩個“零”的出現到底說明了什么，值得深入探討和研究。創業教育雖然推行了幾年，但還屬于新生事物，有許多問題需要繼續摸索。高校要認真研究國內、國際創業的大趨勢，借鑒、總結創業教育的經驗和教訓，加大改革的力度，與中國國情和創業實踐相結合。

    任何時候，教育都不是萬能的。指望開一門課、辦一個專業、建一個學院，就能解決所有的問題顯然是過于天真了。教育不可能一蹴而就，評價教育更不能急功近利。現在有種不好的傾向，即誰都可以批評教育，任何負面的東西都歸咎于教育，出臺的教育舉措都會受到抨擊。這一方面體現了社會對教育的關心、關注、關愛，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給教育者、教育部門造成了不必要的壓力，給教育教學改革設置了一些障礙。教育的發展和繁榮、教學的改革和完善，需要學校和教師們的努力，更需要社會對教育的寬容、包容，需要有利的輿論環境。相對而言，創業教育尤其需要如此。（作者系北京林業大學教授）

    本報北京11月26日訊（記者 萬玉鳳）今天下午，中國人民大學就業指導中心主任周榮做客教育部官方微博“微言教育”組織的“就業大家談”，就如何確定職業方向等就業相關話題，回答了網友的提問。

    求職時要以什么為主要導向？要找喜歡的還是專業對口的工作？怎樣判斷一份工作是不是適合自己？對網友關心的這些問題，周榮認為，選擇一種職業其實就是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職業選擇要以興趣為主，如果你找到了自己的職業興趣，終身的職業發展就會有了強勁的原動力，你就會對自己的未來“以身相許”。

    周榮表示，從數據可以看出，文科畢業生在職業發展中的競爭優勢還是很明顯的。很多文科畢業生，學習能力強，應變能力強，適應能力強，在新領域能很快學習到新技能、新知識，開辟新的事業。

　　近期，有關藍翔的段子在網上熱傳，調侃之余，我們似應意識到，藍翔所代表的職業教育，恰是大國邁向強國過程中所不可忽視的因素，這一點，美國和德國等國的職業教育發展歷史很能說明問題。

　　從內戰結束到20世紀初，是美國經濟迅猛發展的時期，也是美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最為迅速的時期，被一些歷史學家稱作“大學時代”。這期間，美國成立了200多所新大學，很多老大學也都有了研究生課程。進入進步時代(1901-1921年期間，廣義的是指1890-1920年之間)，教育被賦予了新的使命：提高民眾素質，改善工人處境，在智識上盡可能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職業教育也正是這個時期的發展重點。

　　職業教育被視為20世紀最成功的改革舉措之一。在進步時代初期，商界領袖和政治家們為在全球市場競爭的吃力所困擾，尤其是擔心與德國展開的教育競爭，因而對職業教育給予了充分的認可和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階段，德國的職業教育發展得可謂如火如荼，為德國的崛起奠定了人力資源上的基礎。

　　進步時代美國的職業教育運動，不僅培養出大批有技術的青年人，而且也促進了美國學校中理論聯系實際的作風的養成。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城市學校和職業教育請來工匠、熟練技工和其他經驗豐富的手藝人來傳授專業課程，不僅教育效果好，而且還使得中學教師得以騰出時間專注于學術和公民教育。

　　在大學層面，1862年和1890年通過的兩部《莫里爾法案》促使大學課程從古典課程向應用型課程轉變，并為州立高等教育的大規模發展提供了動力，這一切，還要感謝林肯總統通過的增地法案，也即根據國會議員的多寡按照每位議員3萬英畝土地的標準向各州增地，用來建立農工學院等實用型學院，這也可以說是高等教育層面的職業教育，至少是非常重視職業教育的高等教育。

　　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在塑造國民性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教育的平民化，是進步時代最大的教育進步之一。1870年時，全美的大學和學院招生數量僅為5.2萬人，到了1920年則到達60萬人。高等教育已不像過去那樣貴族化，僅為白人所獨享，也沒有那么強烈的宗教傾向，而且也不單是男性的專屬。

　　值得一提的是，進步時代的反腐敗運動，也是對美國教育事業的極大保護。在鍍金時代，腐敗也在教育部門流行，不僅教育主管部門貪官林立，而且很多學校董事會和學校制度也陷入贊助與腐敗的泥潭，不僅很多不合格的管理者和教師被腐敗分子安插進學校，而且學校的建筑合同、教材和日用品的購買也充斥著行賄受賄。而在進步時代，不僅城市反腐帶動了教育反腐，而且以約翰·杜威為代表的一些進步主義教育家也發起了教育改革運動，促進了教育理念的更新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教育界的不正之風。而埃拉·弗拉格·揚(第一位女督學、美國教育協會首位女主席)，更是力主將民主原則擴展到整個教育系統，她組織并倡導的教師委員會就是讓教師在決策中擁有更大的發言權。

　　社會學家在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研究后發現，很多國家所處的發展階段大致相當于1890年的美國，從教育上看，這個時期美國教育注重培養孩子個人能力感、對新事物的開放度、自立精神和擺脫權威束縛的獨立意識，而有些國家的教育還沒有進化到這個階段。國民素質相差一百多年，根源其實還是在教育上。

　　這種平等意識還體現在對出身的輕視和對奮斗的尊敬。在美國很少出現囂張的富二代或青云直上的官二代，“英雄不問出處”，人們欣賞的是靠自己努力奮斗上來的人。這也正是職業教育備受重視、技術工人受到尊敬的重要的社會心理根源。

  　訪談嘉賓：吳恒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朱永新 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

　　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在教育領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來解決。要從教育特征出發思考教育立法。

　　很多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教育法律沒有強制性，所以才會感到“無法可依”。因而有必要在考慮下一步新增或修訂教育法律時，增加強制性作用在教育法律中的進一步體現。

　　教育立法不能僅依靠教育行政部門，而要充分發揮專家和第三方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門傾向的問題。

    現行7部教育法律不足以覆蓋教育的需求，教育立法任重而道遠。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必須堅持立法先行。那么，我國當前教育立法工作面臨哪些現實問題？教育立法中的難點在哪里？如何破解這些難題？帶著這些問題，中國教育報記者近日專訪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吳恒和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

　　教育立法僅靠“六修五立”是遠遠不夠的

　　記者：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建設法治體系、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對教育來講就是要加快教育立法進程，落實依法治教。那么，在教育立法過程中到底如何把握好教育的特征，做到科學立法？

　　吳恒：教育立法是依法治教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要把握好教育立法則有必要從教育的四個特征出發進行深入思考：

　　第一，教育是現行主要社會矛盾的集中體現。黨的十八大報告里再次提出，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社會生產力不相適應的矛盾，按老百姓的話講就是供需之間的矛盾。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的努力和需求總體上還是不相匹配，教育就是這個主要矛盾的集中體現。即使在農村地區，吃飽穿暖都基本達到了，人們對教育就有了更高的要求。事實上，教育問題很多時候不僅僅是教育總量的問題，而是教育的結構和水平高低的問題。由此來看，我國的教育立法工作必須立足于中國的實際來進行，就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不能說國外有的我們一定要有，也不能說我們有國外沒有的就要取消。

　　第二，教育是個人行為與國家行為的交織體。我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國人民的科學文化水平”。教育是法定的國家行為，也是個體行為。這首先體現在每個家庭對教育的需求不同，也跟教育的方式有關。說到教育，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必須要靠教師來實施，教師授課時有很多技巧和施教方式，這些都取決于教師個人的素養。對國家行為來講，法律具有強制性；而對個體來講，法律就比較寬容。比如個人違反相關規定，義務教育法說“要進行批評教育，并限期改正”，并沒有說給任何處分。這就是說，在教育領域里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用立法來解決，散布在千萬家庭里的個人行為，你能用一部法律把它框定嗎？

　　第三，教育是涉及多個領域的多因素的集合體。教育需要投入、教師、手段、場所、環境，等等。因此，我們就要去深度分析這些因素和環節的內在關系，在其中找到起支架作用的關系來立法。這樣的教育立法才更有針對性。

　　第四，教育是意識形態與物質實體充分融合的現實空間。教育屬于上層建筑，但學校是實在的。這就是說，我們不能只是把校舍、設施等硬件搞上去了，就說教育做好了。

　　總體來講，法律具有規范作用和社會作用。法律的規范作用是由指引作用、評價作用、教育作用、預測作用和強制作用五個方面構成的。在這五個作用中，很多人只關注強制作用，這也很容易理解，一講有什么糾紛，就打官司。這種看法不完整，如果把五個作用都理解清楚，對于教育立法和依法治教的認識才能比較全面。

　　朱永新：教育立法對落實依法治教當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在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期間，多次呼吁要加強教育立法。盡管我們已經宣布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完成，但我一直認為教育立法任務遠遠沒有完成。作為社會主義教育法律體系也遠遠沒有完成，目前我國很多法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時代，教育立法僅僅靠“六修五立”是遠遠不夠的。一些國家的教育法治，需要上百部法律。按照這個標準，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一直建議對整個教育立法做一個系統的規劃，教育的所有問題都要納入法律管理。

　　現行教育法律不足以覆蓋教育需求

　　記者：我國先后頒布實施了《義務教育法》《教師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重要法律。但是，基層的教育工作者還是時常覺得無法可依，對于教育實踐中出現的很多問題不知道依據何種法律來解決。您認為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朱永新：一方面，我國的很多教育法律已經遠遠不能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像《高等教育法》、《教師法》很多條款已經遠遠跟不上現在時代的發展了。很多問題用現在的法律是無法規范也無法解釋的。

　　另一方面，很多教育問題還沒有立法，比如，我們沒有《學校法》，校園里很多問題的處理沒有依據。我經常舉例說，一個孩子有先天心臟病，在學校突然去世了。這種情況根據國外的慣例，學校是可以免責的，但在我國就不行，學校就非得賠償，而且家長大都要到學校鬧事?，F在，很多學校把單雙杠都撤了，就是因為校長怕學生鍛煉出事，一旦出事學校就得賠償。比如，終身教育、家庭教育、學校圖書館等目前也沒有相關法律，國外的《公共圖書館法》里面是含學校圖書館的，或者是專門設置有學校圖書館的館法。

　　再比如，我們沒有《考試法》，對考題泄露、招生徇私舞弊，只能按照經濟犯罪的行賄受賄來處理。不僅是國家級的考試，學校的考試都應該有法律可依。政府的文件是不能替代法律的，法律在很多具體的教育問題上都應該有精細的規定。

　　如何理解基層教育工作者覺得無法可依這種情況呢？在我看來，主要有兩點：一是我們的法治意識不強，有法不用、違法不究。前年在貴州發生的四五個小孩子爬進垃圾箱窒息而死的事，后來查出這些孩子根本沒有讀書。如果嚴格執行《義務教育法》，這是可以判的，父母沒有把孩子送到學校，明顯要負監管責任，地方政府也有責任。如果仔細研究可以發現，現有的幾部教育法，至今極少有過判例。我們有沒有按照《教師法》處理過一起教育問題？有法不依，說明我們的法治意識不強。

　　二是很多法律條款模糊不清，無法執行。把法律寫成了政府文件的形式，可操作性不強，執行力就打折扣了。這兩個問題同時存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立法先行，我覺得這是很關鍵的。相對來說，社會主義法治體系里，教育這一塊是比較薄弱的。

　　吳恒：目前，我國已經施行的教育法律有7部，按時間順序來講，《教師法》是1993年通過、1994年正式施行的，《教育法》是1995年通過施行的，《職業教育法》是1996年通過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是1998年通過、1999施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是2002年通過、2003年施行的，《學位條例》（修訂）是2004年通過施行的，《義務教育法》（修訂）是2006年通過施行的。

　　有人把教育分成30個維度，比如成人教育、特殊教育、函授教育、網絡教育。按照這30個維度，7部法律還不到四分之一。隨著社會的發展，教育維度也在發展。不妨從全國人大代表提出的文案來切入，從2008年到2014年的7年間，新增加的教育維度多達12個，比如終身教育、家庭教育、國家助學貸款，等等。從國際教育發展態勢來看，也有很多新的維度，比如慕課。教育的形式不同必然會帶來內容的不同?，F行7部教育法律不足以覆蓋教育的需求，教育立法任重而道遠。

　　對基層教育工作者的法律困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認識：第一，對法律作用的認識不夠全面。很多人只看到法律的強制作用。法律分六大部類，教育是歸到行政部類的。作為行政部類，就跟政府、公益性有密切關系。如果把刑法部類和行政部類的法律拿來比較，確實刑法的強制功能尤為顯著，行政部類相對來講強制功能不那么顯著。很多基層教育工作者認為教育法律沒有強制性，所以才會感到“無法可依”。舉個例子，《職業教育法》對縣級政府就發展職業教育的責任提出了規范性要求，如第17條、第18條。然而，對這兩條如果違反了，應怎么處罰，法律里沒有明確規定，這就給人感覺“無法可依”。

　　第二，對法律的執行力理解不夠。這里有兩層意思：一是立法、執行、司法、相關保障，是一個整體，只有四個方面都做到了，才能稱之為完備的法治體系；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憲法、法律、國務院的條例、地方法規、部門規章等構成的，并不僅僅限于法律和憲法，這一點必須要明確。

　　以民辦教育為例，基層反映比較多的是舉辦者收取學費后卷款而逃，以及收學費的水平和辦學條件的改善不相適應，教師待遇低等。我認為，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層面上是我們對法律執行不嚴的結果。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比如民辦教育是民辦非企業，在教育部門審批，在民政部門登記，是要年檢的，實行財務報告制度。這些內容在《民辦教育法》、國務院相關條例以及教育部、民政部、財政部等部門出臺的行業規章中都有相關規定，如果嚴格按照這些辦法來依法年檢，我相信這些違法行為基本上是沒有空間的。我們現在的問題是重審批、輕管理，執法不力。有法不依或不嚴格執法，法律的作用就會大打折扣，法律的生命在于實施。

　　第三，應當考慮在教育的法律中逐漸增大強制性功能。教育法律雖然屬于行政部類，但也要增強強制性功能。既要處罰亂作為，也必須加大對不作為的處罰?！读x務教育法》修訂后，對不作為的要求就增加了很多。如果有這樣的要求，很多由教育資源配置引發的糾紛就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因而有必要在考慮下一步新增或修訂教育法律時，增加強制性作用在行政部類法律的進一步體現。

　　教育立法面臨諸多現實的教育難題

　　記者：目前，我國教育面臨包括擇校、大班額、教育糾紛等現實難題。同時，對于教師管理、高校招生考試等教育事務的處理，目前也沒有法律依據。這些都是教育立法面臨的現實難題。那么，您認為教育立法如何克服這些難題？另外，當前家庭教育、學前教育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您認為相關的立法時機是否成熟？

　　吳恒：導致教育問題出現的原因很多，從理性角度來看，教育具有比較濃郁的個體行為的特點。我們經常聽到這句話：“不能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由此造成早教、胎教越來越受家長追捧，因為家長有需求，所以幼兒教育機構就適應這種需求，不自覺地將幼兒教育小學化。

　　再說大城市的擇校問題。家長都希望孩子跟隨名師，名師出高徒嘛，這是不能指責的。但名師畢竟是有限的，這就又回到了教育的基本矛盾，即優質教育資源提供與人民群眾需求之間的矛盾。

　　最后再說大班額的問題，這與人口的流動有關。學生可以自由流動，教師卻不能?，F在的解決辦法是在流入地不斷擴大學校規模、數量，增加教師，這就又帶來一個新的問題：流出地的學校因生源銳減，是否就可以關閉了呢？在我看來，這是根本不可行的。

　　對上述教育難題，僅靠法律是無法解決的，還得通過德的引導來緩解，所以我們說要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

　　談到家庭教育、學前教育立法的問題，我認為學前教育很重要，有關的立法調研已經開展多次，我本人也參與調研過幾次。其中，有很多問題值得思考。第一個問題：孩子是誰的？僅僅是父母和家庭的？其與國家和民族有何關聯？第二個問題：對幼兒行為養成來說，哪些是必需的呢？第三個問題：如果把學前教育主要授予學齡前的教育機構、養育機構，他們和家長的需求要怎么整合呢？對于這些關系，目前還需要深入探討。

　　關于家庭教育，我們現在必須思考這個問題：家庭教育與學校教育、社會教育如何整合？比如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華傳統理念如何在家庭教育中體現？家庭教育的國家行為怎么體現？家庭教育要立法肯定是必要的，但作為法律來講，法律的五個功能如何體現呢？這些都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教育立法不能僅依靠教育行政部門

　　記者：2010年出臺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了“修訂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學位條例、教師法、民辦教育促進法，制定有關考試、學校、終身學習、學前教育、家庭教育等法律”，即“修六立五”。目前，有關法律的制定和修訂工作進展如何？您認為哪些法律應優先制定？哪部法律的立法難度最大？

　　朱永新：老實講，目前“修六立五”的進展不大，主要原因是我們目前的立法體系是閉門立法，或者說部門立法，太過于依靠教育行政部門。因此，我認為教育立法不能僅依靠教育行政部門，而要充分發揮專家和第三方在立法過程中的作用。比如，可能把《考試法》交給一個專門機構去研究，讓他們把研究結果交給教育行政部門，這就是開門立法。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把這個問題提出來，立法要更加開放、多元，可以委托社會機構參與立法過程。我想，教育立法也是如此。特別是今后那么多教育問題需要立法，完全可以調動民間的力量、社會的力量。

　　說到哪部法律應當優先制定，我認為《學校法》應該排在最優先的位置，現在很多引起教育糾紛的事件，都發生在學校，學校的辦學急需法律來規范；其次是《考試法》，因為考試是指揮棒，很多行為是圍繞考試來進行的；再其次是《學前教育法》，全國人大已經做了有關立法前期的調研工作，我不主張叫《學前教育法》，應該叫《幼兒教育法》，這樣更準確一點。從國際上來說，也不大用學前的概念?！督K身教育法》也很重要，終身學習是社會的潮流和趨勢，法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就對終身教育立法了，我國已經晚了30年了。

　　教育立法難度大不大？在我看來，其實不難。因為這些法律在國際上都有先例。像日本的職業教育法，厚厚一大本。發達國家先走一步，有基本的法律文本可以借鑒，當然要結合中國的國情加以調整和修改。

　　吳恒：六部要修訂的法律除了學位條例以外，都已經進到了國務院法制辦，等待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職業教育法在開了全國職業教育大會后，國務院法制辦正在要求有關部委完善。行政部類的法律主要由國務院提出議案，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之后由國務院總理簽發，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審議以后表決通過，并頒布實行。按照這個程序設置，“六修”的法律除了學位條例以外都已經在國務院法制辦等待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五部新制定的法律據我了解還沒進到國務院法制辦，教育部正在進行前期的工作。

　　組織力量調動各方積極性開門立法

　　記者：為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建設法治體系、法治國家的總目標，必須加快推進依法治教的進程。那么，如何立足實際加快教育立法的進度？

　　朱永新：現在只能將幾部法律打包。如果嚴格按照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序，不打包是不可能在2020年前全部完成的。因為從現在起到2020年只有6年。6年時間，一年通過一部法律的話，也是來不及的，修法也相當于立法，程序是一樣的，一般都要3年，意見不一致的還要四審。不過，打包雖然能加快立法進度，但也有麻煩。11部法律，能保證沒有問題嗎？從審查程序來說也更加復雜。立法本身有立法法，要根據立法的規律、程序來走，還是有很大問題的。

　　再提幾條具體的建議：第一是開放，教育部要盡快把相關法律分別委托給相關的教育研究機構和法律機構，不能全攬在手里，否則肯定影響進度。第二是促使全國人大將相關法律寫進立法計劃，因為你不按計劃立法本身就是違法的。嚴格來說，我們國家立法是在黨領導下進行的，教育規劃綱要是黨中央國務院頒布的，所以人大應該執行黨的意志，人大必須把“六修五立”寫進計劃，提上日程。第三是教育部也要加快工作進度，把教育立法、依法治教作為今后一段時間的工作重點，組織全國的專家，系統攻關。教育部招標的重大課題要圍繞這些問題展開，而不是簡單地論證依法治教的重要性，要針對具體的教育問題來進行重大課題招標。

　　在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我們還要系統地梳理一下我們國家和發達國家立法方面的差距，要自覺清理、檢討、對照，做一個五到十年的規劃。然后按照輕重緩急組織全國的力量，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開門立法。爭取用五到十年的時間，建立我國完備的社會主義教育法律體系。

　　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門傾向的問題

　　記者：《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行政機關不得法外設定權力，沒有法律法規依據不得作出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或者增加其義務的決定。還有專家提出，當前推進教育立法要注意“立法工作中部門傾向”的問題，不能因部門利益影響和制約法治建設的推進。對此，您有何看法？

　　朱永新：一方面，行政部門不得違法，本身要在法律精神、法律框架下作為，凡是和法律相抵制的事情本身是無效的，也是不應該做的。另一方面，行政部門要積極推動立法，如果不出臺法律，就只能依靠出臺的規范性文件來保障教育改革發展，但由于這些文件的層次較低，因此在保障水平上就大打折扣。當然，有文件規定比沒有規定好。

　　吳恒：“行政機關不得設定法外權力”，這個提法是依法治國這個總目標的本意所在，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體現?！督逃ā芬幎▽W校有9個方面的權利，現實中確實有很多學校權利沒得到完全自主的體現，比如聘任教師，我們當然希望學校聘任合格的教師，如果行政部門干預學校招聘，必須依法有據。因此，我們要加快相關法律的完善和制定。這也說明我們的法律還不夠完善、具體，有的地方空一些、虛一些，從而間接導致一些行政部門進行行政干預，這和四中全會提出的目標顯然還有距離。

　　說到“立法過程中部門化傾向”的問題，我認為要一分為二地看，一方面，在行政部門草擬法律案的過程中，可能有難以跳出本部門的認識從而帶來一些部門化的傾向。所以，要加強并完善立法的過程設置，以主動防范這種傾向，這個過程就如同一個篩子，要把部門利益篩掉。

　　另一方面，也不能由此就完全否定部門草擬法律案的做法?，F在有人提出由第三方來起草法律草案，我不反對這種做法，但不能以此為理由摒棄部門在草擬法律案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因為行政部門在某一個領域有大量的實踐，積累了大量的經驗，把這些經驗梳理就形成了一個規則。由此來看，部門草擬法律草案不僅非常經濟，而且非常實在。 

 生存艱難？社會“重普輕職”

“中職學校面臨著雙重危機：一方面生源存在不足，一方面教師人才短缺。”會上，竇瑞華一語指出我市中職學校正身處困境。與會專家認為，造成我市中職學校現狀的根本原因是觀念問題—社會普遍認為就讀中職學校的學生是“成績差的、墊底的”。其次，經費投入不夠也造成了中職學校身處弱勢。重慶教育管理學校校長趙仕民說，在教育經費的投入上，往往是教育階段越高投入越大。此外，中、高職銜接不暢，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職學校的發展。

如何使中職學校盡快脫離困境？與會的校長們均表示，職業教育在辦學模式上應該形式多樣，靈活機動的辦學；在制度上應該去行政化，從幼兒園長到大學校長都是一個級別，同時完善職教體系也十分重要。竇瑞華認為，在職業教育中同樣應該產生本科生、研究生以及博士生。對于“中職學校設置的專業高職院校卻沒有，高職院校有的專業中職卻未設”這個銜接不暢的問題，校長、書記們認為，主管部門應提前3年進行預判，對中職和高職統一進行設定專業、師資安排和配套建設。

校企合作？一頭熱一頭冷

在大家看來，校企合作應該受到校企雙方的追捧—就學校而言，搞好校企合作，學生就業有了保障，學校名氣步步打響，從而促進學校招生；就企業而言，搞好校企合作，員工素質有了保障，產品質量得到提高，企業利潤得到增加—對于學校和企業來說，這是件“雙贏”的事兒。

梁平職業教育中心校長李少軍用實實在在的例子證實了這一點。李少軍說，梁平職業教育中心的電子專業目前已經包下某大型企業的外包生產線，讓老師和學生進場工作。由于學校師生表現優異，現在不少工人都來到該校學習技術。

不過，有專家表示，更多的時候，校企合作出現了“學校這頭熱，企業那頭冷”的局面。竇瑞華分析，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跟校企合作雙方利害關系不夠明晰也有關系，“其實企業也是教育的受益者，有校企合作的義務。”

“在目前的校企合作中，企業多處于主導地位?！壁w仕民建議，須從制度上對校企合作進行規范，以保障企業和學校雙方的利益。而李少軍則提出，中職學校應該重點發展有強勢生命力的專業，并在此基礎上來與企業談合作。